中外文化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学习鲁迅观察形势的唯物辩证法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 确路 线和 政策 的客观依据。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善于正确观察形势，才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自觉执行正确路线，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朝气蓬勃，战斗不息。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毕生奋战，越到晚年越是洋滥着革命乐观主 义精 神，无论斗 争多么复杂，环境怎样艰险，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鲁迅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 为，他 后期 “学会了辩证法”[1]，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 的思想武器，把握形势的本质和主流，认清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鲁迅观察形势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为我们所借鉴

历史决不后退

所谓形势，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就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形势。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形势，不但要从阶级斗争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分析社会上政对阶级力量在斗争中消长变化的情况，而且还要明确地认识到，哪个阶级在本质上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伟大的鲁迅，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真理，洞悉形势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黑暗的旧中国，纵有“风沙扑面，虎狼成群”[ 2]，但他总是 执着地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3]，“历史的巨轮， 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4]。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国历史上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安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正在准备第五次反扑;白色恐怖遍及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党内，正是王明篡夺了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猖獗的时期。当时，鲁迅所在的上海，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表现得异常复杂，异常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某些神经衰弱的“文雅书生”，“痛心”于文坛的“混乱”,悲观丧气，惶惶然流露出绝望情绪。共产主义者鲁迅，恰好同这些“文雅书生”一反其调，他在《中国文坛的悲观 》一文中指出: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文坛上的“混乱”“甚而至于谩骂，诬陷”乃是社会阶级矛盾的必然反映，并且斩钉截铁地预言:“历史决不后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

在《中国文坛的悲观》这篇杂文里，鲁迅讲的虽是文化领域的斗争形势，但却道出一条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人类社会在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运动中，从现象上看，反动势力有时似乎是强大的，甚至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是，从本质和长远来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新生战胜腐朽，革命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证明了鲁迅的科学预见。就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发表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粉碎了蒋匪帮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清算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从艰难险阻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夺取革命的重大胜利准备了新的条件。经过长征，从党内到党外，正确与错误的界限，革命与反革命的营垒，也如鲁迅所说，在斗争中“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伟大领袖毛主 席指 出:“前 途是 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5]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概括了唯物辩证法观察革命形势的基本观点，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实践反复证明，在革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对形势取乐观态度较为容易;在革命曲折前进的时候，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量，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正是在道路曲折的情况下，更能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革命的坚定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由于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真理，就能透过层层阴霾浓雾，看到山花烂漫的光明前景。鲁迅的一生，经历了多次的革命高潮和低潮，看见过多次的革命胜利和挫折，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晚年，他是那样的清醒和坚定，“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实现”[ 6]，相信人类历史必然通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明天。我们 学习鲁 迅观 察形势 的革命经验，首先要学习这一点。

光明必须战取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为了“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7]，就要进行坚韧不拔的革命斗争。鲁迅说:“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8]这就告诉我们， 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光明的未来，必须以斗争来“战取”。回避矛盾，取消斗争，坐着“大叫未来的光明”[ 9]，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空谈，是“谈不出什么来的”[10]。

黑暗向光明转化，一定要经过斗争，这是因为，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要同革命势力进行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革命要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更会遇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拚死抵抗。从有阶级以来，正是这种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推动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更替，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地发展。对于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这个规律，鲁迅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在杂文《听说梦》中意味深长地说:梦见将来“大同世界”的好社会是可以的，但必须同时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等等;倘不梦见后者，无论好社会怎样光明，“终究是一个梦”而已。他决不陷入空想的乌托邦,而是“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投身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漩涡之中，坚持“韧”的战斗,勇敢地搏击黑暗,迎接光明的未来。鲁迅十分鄙薄所谓“纸张上的革命家”，严肃批判了他们在斗争激化时“东倒西歪”的动摇性和投机性。他讽刺地写道:“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的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11]鲁迅的这些话,闪烁着唯物辩证 法的光辉哲理，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鲁迅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形势的时候，多次谈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分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12]。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当革命高扬、激流涌进的时刻，总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带着朦胧的罗漫蒂克幻想或投机心理，卷入革命的行列,平时“故作激烈”“说英雄话”，待到斗争尖锐,压迫一来,就退伍、落荒、颓唐以至于叛变，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没有什么奇怪。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这种分化非但无关大局，“无碍于”革命主流的磅磷进军，而且正是革命深入、形势发展的表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内经过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出现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然而，当淘汰了这些渣滓之后，我们的党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13]，革命的形势就愈加巩固和发展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要学习鲁迅，象他那样“在大处着眼”,通观革命斗争的历程,不为枝节琐屑的东西所局面，永远充满必胜的信心，做“战取光明”的勇者和斗士。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

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9]。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阶级，唯物辩证法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后期的鲁迅,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目标只有一个:向前”[15]，并且越战越强，晚年时更表现了年青的力量。这个力量，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16]。鲁迅这个观点， 概括了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观察社会、观察形势的经验。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历史舞台,鲁迅逐步认识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从而树立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7]的科学信念。他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找到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找到了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鲁迅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贺电:“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他坚信，有毛主席 领导 的中国共 产党作 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有觉醒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存在,革命就有了希望,中国“总要光明起来”。正因为这样,鲁迅就能从“血沃中原”“寒凝大地”的白色恐怖中,看到了“劲草”萌冀、“春华”待发的革命生机，越来越充满了无产阶级所特有的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另一面,鲁迅也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形形色色的帮闲文人以及钻入革命营垒的“蛀虫”们,统统都是为剥削阶级奔走狂吠的“黑暗的动物”。尽管表面上猖獗一时，其实是“坐在没落的营盘里”[18]，正在走着“最末的道路”。随着剥削制度的土崩瓦解，“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19]。鲁迅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多么深刻而准确呵!刘少奇和林彪一类骗子耍尽了阴谋诡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拉历史开倒车，不也曾猖狂地蠢动一时么? 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们是“黑暗的附着物”，是腐朽的政治势力，这就决定了这群丑类必然灭亡的可耻结局。

鲁迅的革命实践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征战中,要坚定地附丽于光明一面,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紧紧地和革命的主力军同一步伐。否则,就会成为离群索居的“梁上君子”,甚至掉队落伍,迷失前进的方向。

今天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已被更多的人民群众所掌握，发挥着更加强大的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革命威力。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以鲁迅为光辉榜样,在斗争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