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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鲁迅杂文的社会历史背景

类别:名人传记 作者:小编 时间:2023-06-03 浏览:
鲁迅在上海时期(一九二七年 —— 一九三六年)鲁迅战斗生活中最光辉的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十年,正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屠杀共产党人...

鲁迅在上海时期

(一九二七年 —— 一九三六年)

鲁迅战斗生活中最光辉的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十年,正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疯狂地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退让,把东北、华北等大片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干尽丧权辱国的罪恶勾当。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用革命的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粉碎了国民党四次反革命“围剿”,扩大了红军,发展了革命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领导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

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来到上海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反革命“围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下,毫不动摇,毫不畏惧,更加坚定地和英勇顽强地投入战斗。同时,鲁迅也有力地抵制了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逆流。一九三O年,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曾经亲自找鲁迅谈话,要鲁迅为他们的“左”倾路线出力,受到鲁迅的断然拒绝。以后,鲁迅又和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等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所 指出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在上海时期,写作杂文近六百篇,收在《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以及《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杂文集内。这些杂文,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打击了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髓,打击了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些蛀虫和骗子,是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剽”的锐不可挡的思想武器,显示出鲁迅坚定不移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和高度自觉性。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为我们总结了极为丰富、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经验。

在斗争中组织左翼文艺队伍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了法西斯新军阅政权,他们不仅剥夺了革命人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度获得的全部权力,而且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血腥的大逮捕、大屠杀。

随着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党内的路线斗争也突出地表现出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吓破了胆,陈独秀一伙叛徒竟然要无产阶级放下武器,跟蒋介石走,取消中国革命。混入革命营空的林彪也对中国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到处散布悲观情绪,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哀鸣。这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受到毛主席和党内革命同志的严正批判。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一篇驳斥林彪谬论的光辉论著。“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借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之名,又逐步形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瞿秋白从主观唯心论出发,否认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客观事实,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反对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竭力鼓动盲目的“城市暴动”,妄图把革命力量去和敌人作孤注一掷的硬拚;他们混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和区别,把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列入革命对象,连小资产阶级也被视为革命障碍,妄想跨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历史的关键时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英明地领导党和革命队伍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革命的工农武装割据。一九二七年九月,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接着,毛主席又领导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并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炼原》等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深到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是更深入了,更发展了,党和红军不仅连续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而且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呈现了“燎原”之势。

严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形势,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战士坚决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长期的、韧性的斗争,鲁迅正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一九二七年底,鲁迅经常为之撰稿的《语丝》周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一九二八年初迁至上海复刊,鲁迅毅然担任该刊主编。他在《语丝》上发表了不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罪行的杂文,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同反动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

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共产党员郭亮(早年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新民学会,以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等职)等多人,并且残暴地将郭亮同志的首级悬挂示众。鲁迅闻讯以后,立即写了《铲共大观》一文,愤怒地鞭挞了剑子手的血腥罪行,他斩钉截铁地宣告:“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同时鲁迅也严肃地批判了回避现实的机会主义倾向,要求革命者敢于正视黑暗,和黑暗势力作斗争,他说:“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赴赴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

鲁迅在正面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同时,还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尊孔复古”的阴谋。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蒋介石当然不例外。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京建立后不久,蒋介石便急匆匆地跑到山东曲阜“祭孔朝圣”,并在所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布告》中宣称:孔丘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在蒋介石带头鼓吹下,各地的孔孟余孽都得意忘形,倾巢而出。鲁迅立即发起反击,他深刻地指出:“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而已集·<尘影>题辞》),“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集外集·关于知识阶级》)鲁迅还十分注意各地报纸披露的有关孔孟余孽活动的材料,他在《述香港恭祝圣诞》《补救世道文件四种》、《关于<子见南子>》这三篇文章中,就大量引用别人汇寄给《语丝》和自己亲自收集的资料,然后略加按语,辛辣地嘲讽了香港、上海、曲阜的一批孔孟余孽。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上海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的策源地,曲阜是“圣裔”的老窝,窥一斑而知全貌,鲁迅对这些地方孔孟之徒的鞭挞,实质上就是把矛头对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同盟。

鲁迅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深刻地认识到运用新的思想武器,组织新的战斗队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一再表达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敌人长期作战的强烈愿望。但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某些人由于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不重视脚踏实地地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因此,他们在“革命文学”口号下所进行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便不能不是空谈“激烈”,高喊“革命”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他们接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否认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暂时低潮时期,鼓吹盲动主义的城市暴动;否定当时文艺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和罪恶,回避现实,鼓吹文艺可以“超越时代”,主张能“超越时代”是革命文学家的“唯一生命”; 并说什么:不论什么作家,不论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只要他“愿意”创作“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就可以写出革命作品来,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作家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在二十年代末期宣扬这种理论,只能是抹煞当时作家队伍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所组成的事实,不利于真正的“革命文学”的创作。

鲁迅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洞察文艺战线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严重危害性,知道对这些唯心主义的呓语倘不及时予以批判,就会组织不起新的队伍,教育不了广大群众,以致最终严重地影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因此,他一边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边接连写下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等杂文,后来,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又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篇回顾和总结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问题论争的重要文章。在所有这些文章中,鲁迅集中批判了文艺战线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吹者在理论上的错误。鲁迅针对他们“超越时代”的唯心主义论调,尖锐指出:“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针对他们否认世界观改造必要性的错误倾向,批判了那种所谓“突变”说,深刻指出那些小资产阶级作家“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斗争,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深刻批判,给后来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做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一九三O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爽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在上海宣告成立。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赛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演说。鲁迅自从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血胆屠杀以来,在实际斗争中已经认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这二、三年中,鲁迅刻苦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历史斗争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鲁迅从政治上、组织上和世界观上批判了周扬的机会主义路线。鲁迅在这篇演说中,深刻地指出“左联”“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老“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姿加革命,那么,““左冀’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耍’作家的”因此,鲁迅提出,“左联”必须从实际的社会斗争和革命的实际情形出发,“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要有“韧”的精神;同时,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而扩大联合战线必须建立在共同目的的基础上,那就是要在为“工农大众”的伟大目标下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鲁迅的《对于左赛作家联盟的意见》是一篇宣传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光辉文献,是指导三十年代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纲领。从此.战斗的左赛文艺运动在鲁迅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对买办资产阶级文学团体

“新月派”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建立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法西斯军阀政权。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十月间,公布了《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自己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加强了独裁地位。他依靠着帝国主义力量所建立的军队,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反革命武装。他用法西斯手段剥夺了城市工人斗争的一切权利,在农村则依靠大地主势力,加强反革命的地方武装。蒋介石公开发表独裁演说,叫嚣除了国民党以外,“再讲团体派别,那就是自取灭亡”。甚至无耻地叫嚷“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在这种法西斯的喧嚣声中,蒋介石从一九三O年开始,连续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反革命军事“围剿”。第一次“围剿”集中了十万兵力向根据地进攻,遭到失败,又于一九三一年春天调集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同年七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反革命军队,请来了德.日、英等国的军事顾问,从陆上、水上、空中向根据地发动第三大“围剿”,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为了配合其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在上海,国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围剿”。他们不仅于-九三O年前后,陆续公布了《著作权法》、《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查禁进步作品,取缔进步刊物,逮捕和迫害进步作家,而且还豢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走狗文人,直接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发起进攻。这中间,“新月派”的胡适、梁实秋一伙就充当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新月派”一伙的集结,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二三年,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陈西滢等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就组成了“新月社”。当时他们外靠帝国主义势力,内靠封建北洋军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军阀的统治。胡适之流,看到帝国主义已经换了走狗,立即向蒋介石卖身投靠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办起了《新月》月刊,发表替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维持反革命“秩序”的宣言,暴露了他们充当文化帮区的面目。在题为《新月的态度》和《文学的纪律》等文章中,他们就别有用心地“提醒”国民党注意:在“混乱的年头”,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派别同时存在,这是因为“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他们要反动当权者强调“秩序”和“规则”,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健康”。十分明显,这是在为蒋介石国民党献谋划策,敦促国民党在政治上、文化上加强法西斯专政。

蒋介石当时也看到豢养文化警犬对维护其反动统治、进行文化“围剿”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亲自通令全国报纸,招募鹰犬,说什么“自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中央求治至急,人民望治尤股·.....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闭塞聪明··.·.请尽情批评。”“凡属嘉言,咸当拜纳”。于是“新月派”“欢欣鼓舞”,发表文章,表示一定“体恤”蒋贼的“厚意,

“顾念”国民党的“苦情”,贡献“嘉言”,效犬马之力。随后,胡适急忙写信给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信中说:“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版之三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请先生转赠介石先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这些“言论”,当然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嘉言”,仅仅胡适自己写的,就有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好政府主义”等各种反动文章。蒋介石看了《新月》杂志,果然大为赏识,以后就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这番“垂询”的丑剧标志着“新月派”在政治上和国民党的完全合流。

“新月派”是国民党政治上的走狗,是发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一批凶恶的帮凶。他们在国民党的保护和指使下,始终把矛头指向革命文艺,攻击正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攻和迫害革命作家。“新月派”的所谓“理论家”梁实秋为了保持资产阶级对文艺的垄断,扼杀革命文艺,狂热地鼓吹创作中的“天才论”,胡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使文学为资产阶级服务,梁实秋一伙又狂热地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胡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家“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等等。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破烂武器。

他们对鲁迅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卑鄙的陷害。“新月派的刊物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鲁迅的攻击。他们时而攻击鲁迅的翻译是“死译”、“硬译”,妄图以此为借口阻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文艺理论的传播,时而咒骂鲁迅的杂文总是“不满于现状”,妄图迫使鲁迅不再使用杂文这一锐利的武器向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更阴险地造说鲁迅是“共产党”,“拿了苏联的卢布”,阴谋借国民党的屠刀来杀害鲁迅。

鲁迅清楚地看到“新月派”背后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指挥刀,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罪恶目的,他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英勇姿态,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警犬们进行斗争。鲁迅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习惯与改革》《“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锐利的文章,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深刻的洞察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揭露“新月派”是为了替国民党“维持治安”而产生的,它的任务是“给主子嗅出匪类”(指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提 醒它应该着重打击的对象。鲁迅说,这是干着比剑子手更下贱的勾当,他们是一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为了击溃梁实秋一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攻,集中批判了“新月派”的理论基础“人性论”。鲁迅早在一九二七年末,就曾针对梁实秋的反动谬论,写过《文学和出汗》一文,痛斥了梁实秋所鼓吹的文学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谬论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所写的批判“新月派”的文章中,鲁迅更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以无可辩驳的社会现实,尖锐地揭示了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论证了人们的立场、思想和威情的阶级性,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根本对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鲁迅对“新月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揭露和批判,使得为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打头阵的“新月派”,受到了致命打击,无产阶级取得了反文化“围剿”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新月派”的骨干们,后来有的成了国民党的政客,有的成了反动党派的头目,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痛斥反共卖国的“民族主义文学”

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垄断集团一面对内加紧对工人、农民的剥削,一面对外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出路。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日本天皇的一封秘密奏折中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和世界的狂妄计划。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当时欧洲各国由于被深重的危机拖住了手脚,削弱了和日本帝国主义争霸中国的实力。在中国国内,蒋介石正积极反共,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了机会。一九三一年八月,盘踞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给日本陆相写了一封决定侵略时机的信,建议乘“世界金融调落,露国(指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完全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侵略者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在沈阳附近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沈阳。就在同一天,又占领了本溪、安东(丹东)、辽阳、营口、抚顺、四平街等战略要地和工业城镇。接着,在我东北全境发动进攻,不到一周,辽宁、吉林两省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向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发动进攻,妄图为它控制长江流域和中国内地建立新的基地。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蒋介石卖国政府丧心病狂地朵取了“不抵抗”政策,蒋介石连续向国民党东北军队发出不准抵抗的命令,“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等等。东北前线的一批卖国将领,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节节退让,拱手把大好河山送到了日本侵略军手里。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的代表慌忙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协定”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设防。

蒋介石的政策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在南昌就无耻叫嚷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能”。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我招供。自“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对人民的一 切抗 日行动都镇压,一切抗日团体都命令取缔。他不仅积极 筹划围攻革命根据地,杀害共产党人,而且成批成批地枪杀徒手请愿的爱国学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发生屠杀爱国青年学生的血腥事件。

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略罪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阴谋作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发表宣言,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十一月,在毛主席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选出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地起来反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工人、农民、爱国学生、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汇成了抗日反蒋的巨流罢工罢课,组织义勇军,抵制日货的怒潮席卷全国,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卖国政府。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炮火声中,一九三O年中到一九三一年底,以《前锋月刊》《前锋周报》等杂志为地盘的“民族主义文学”开始登场表演。“民族主义文学”是在国民党特务头目陈立夫、陈果夫策划下,纠合了上海滩上的几具“流尸”组成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它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路,为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并以此对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艺发动一次新的反革命“围剿”。

纠集在“民族主义文学”黑旗下的是些什么货色呢?其主要成员:潘公展是 CC 特务头目,伪上海市政府委员兼教育局长;朱应鹏是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伪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是伪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处长,黄震遐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特务;王平陵、傅彦长都是国民党特务;如此等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完企是国民党党棍、特务、剑子手所一手策划的。他们之中,连一个起草“民族主义文学”的宣言的人也找不到,以至不得不以重金雇用别人代写。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文学”的出现完全是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了。

“民族主义文学”吹鼓手不懂文学,偏以“文学”为幌子;没有理论,就只好发出法西斯式的狂嚣。他们叫嚷;“阶级意识在中国,可以说;是陷民族于灭亡的(晋咬)阱”,“阶级间的一切得失,都是细微渺小的争持,宏伟、磅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应该能够扫荡一切,消除一切,融合一切--这是这个时代一切从事文学者所应明白体认的一个原则。”

真是“细微渺小的争持”吗?恰恰相反,他们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国民党以法西斯手段查封书店压迫进步文化的时候,“民族主义文学者”帮腔说,这是违背国家法令所受之行政处分”。在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时,“民族主义文学者”无耻地说这是为了“杜绝反动”“民族主义文学”凶残的面目早已暴露无遗了。

“民族主义文学”果真要发扬什么“民族精神”吗?不。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腔调污蔑中华民族是“堕落民族”,说什么“咸情淡薄,怠惰,不洁,畏难,苟且,无抵抗”是中国的“民族性”,于是他们转而大肆歌颂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要中华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镇静无抵抗”。这就是“民族主义文学者”的帝国主义奴才和卖国贼的嘴脸!

鲁迅又站到了斗争的最前线。鲁迅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的极大仇恨,及时地写下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沉津的泛起》等重要杂文给“民族主义文学”以迎头痛击。鲁迅抓住活靶子,重点剖析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一一黄震遐的长诗《黄人之血》,揭露其作为帝国主义“宠犬”的真面目。《黄人之血》是写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当年西征俄罗斯的经过。“民族主义文学家”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发生兴趣呢?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心目中,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当年的拔都,“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最高理想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率领它的奴才国民党反动派向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发动“西征”,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占领东北,屠杀人民“民族主义文学家”是决不会表示异议的。鲁迅愤怒地写道:“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民族主义文学家”就是这样一批不惜卖国投降、媚敌求荣的奴才!

鲁迅斥责“民族主义文学”为“流尸文学”,并且深刻地解剖了“流氓政治”和“流尸文学”的关系,既鞭挞了走狗,更猛烈地鞭挞了他们的主子,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一面对日本略者实行“不抵抗主义”,一面对人民进行疯狂屠杀的反动本质。在鲁迅的反击下,国民党官方虽然还不惜工本大印“民族主义文学”的刊物,但它遭到了人民的无情唾弃,以致其大本营《前锋月刊》的最后一期,总共没有卖掉多少本。国民党眼看这些走狗无济于事,只得收摊了事。国民党的这一反动阴谋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新月派”和“民族主义文学家”不断发出狂吠的时候,他们的主子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直接镇压。一九三O年十月,国民党中宣部发出取缔“左联”,通缉鲁迅等“左联”盟员的密令。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联”盟员柔石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即遭杀害。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鲁迅一边离家避难,一边仍然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他相继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杂文,向国内外广大人民愤怒揭露了敌人的暴行,两年之后,鲁迅又写了另一篇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表示了对被害的柔石等青年作家的深沉悼念。

批判鼓吹“文艺自由论”的“自由人”与“第三种人”

“民族主义文学”破产以后,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间,又有所谓“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即杜衡,早期混入“左联”,以后充当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官,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文化汉奸)等人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向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左翼文艺运动发起了猖狂的围攻。

和“民族主义文学”明目张胆的进攻不同,“自由人”“第二种人”披着“中立”的伪装,竭力掩盖自己反动的真面目。胡秋原当时和托派混在一起,后来又成了蒋匪帮的文化特务,但他当时却自称是“自由人”,“自由的知识阶级”。他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玩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狡猾地宣扬“文艺自由论”。他胡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嚣政治“勿侵略文艺”,肆意攻击无产阶级“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猖狂反对无产阶级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在胡秋原这套胡言乱语受到了应有的批判和反击以后,苏汶又站出来加以声援。苏汶标榜自己是既非左冀又非右寞的“第三种人”。他说,“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指胡秋原)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指无产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苏汶接连写了许多又臭又长的文章,恶毒地攻击说:以鲁迅为代表的左冀文艺运动霸占文坛,专制粗暴,动辄指责别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以致吓得“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苏汶竟然妄图用这类 谬论挑拨广大作家向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争“自由”,把文艺运动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手中夺回到资产阶级手里。

由于“第三种人”伪装“客观”、“中立”,反动面目不象“民族主义文学家”那样露骨,也由于当时窃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职务的周扬一伙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第三种人”又利用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为进攻的借口,所以他们的谬论有着一定的欺骗性,特别是对于当时一部分逃避现实斗争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更容易产生影响。鲁迅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愤怒地驳斥了“第三种人”的谬论。鲁迅在《论“第三种人”》等杂文中指出:现在最不自由,时时受着“压迫,禁锢,杀戮”的恰恰是进步的左翼作家,而“第三种人”的作品总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保护。现在“第三种人”觉然发出一种“假惺惺的哭诉”,宣称要向左露争“自由”,其险恶用心就是为了颠倒黑白,倒打一杷,为国民党反动派推残左赛文艺运动、进行文化“围剿”开脱罪责。鲁迅无情地剥下了他们用以伪装的“第三种人”的画皮,深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的荒唐可笑。

苏汶一伙还打着创作属于“将来”“永久”的文学的旅号,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革命文艺的普及工作。鲁迅对他们的反动企图予以无情地揭露,并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论述了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和提高艺术质量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满腔热情的肯定普及文艺作品的重要性鲁迅说:“对于这(指普及的艺术作品),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鲁迅是我国新兴木到运动的倡导者,他批驳了苏汶之流的谬论,积极领导青年木刻工作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版画作品为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使木到艺术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

“第三种人”向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攻,博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喝朵,一些无耻文人也纷纷起而响应。如叛徒杨邮人(原先混入共产党,并曾一度是太阳社的重要成员)就宣称他自己也是“第三种人”,积极声授苏汶之流。他公然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胡说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对于“第三种人’的作家加以攻击和非难”是错误的,号召“以为是“第三种人’而从事革命文学的作家和青年们,高揭我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整齐队伍,开步走,前进,前进:”杨邮人的阴险目的就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鲁迅对叛徒十分痛恨,他深深地知道叛徒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因此在《答杨邮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和《<伪自由书>后记》中,多次揭穿了叛徒的真面目,并再一次着重指出;超阶级的“第三种人”是不存在的,和“第三种人”站在一起的只能是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徒之类,而“第三种人”和叛徒的所谓文艺理论和创作,其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下,“自由自在”地攻击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

鲁迅对“第三种人”的一系列批判,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的阴谋,同时也深到地教育了一部分幻想在阶级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两军对垒,非此即彼,任何“调和”、“不偏不倚”的主张只能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实质上正是无产阶级斗争哲学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度原则性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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