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

五州运动

在女师大事件的同时,爆发了“五州”反帝爱国斗争。一九二五年五月间,设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五月十五日,残暴的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十多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义愤。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举行示威,声援工人斗争,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巡捕竟向徒手群众开排枪射击,打死打伤示威群众数十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五州惨案”。全国人民愤怒抗议这个血腥屠杀事件，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二十万工人首先罢工,并联合各界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接着,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长沙等地,也都相继支援。其中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给帝国主义打击最沉重的是坚持长达十六个月的香港、广州工人的大罢工,即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帝国主义在惊慌失措中,一方面勾结军阀,调兵遣将，妄图继续用血腥镇压的手段扑灭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怒火;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利用他们在中国办的报纸，对中国人民进行惆吓，说这些爱国运动是“排外浪潮”,是“赤化”,是“过激派”的爆动。面对帝国主义的无理悯吓，有人大为惶恐。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等，则乘机出面,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地进行所谓“调解”。“现代评论派”更是明目张胆地替帝国主义辩护,污蔑学生和群众的爱国斗争是“轨外行动”，反对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现代评论派”的徐志摩,竟把中国人民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说成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陈西滢围绕着“五州运动”写的许多“闲话”里，恶毒地辱骂“五州运动”和“拳匪”(“拳匪”一词，是反动派对义和团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污蔑)一样,“一味横蛮”,至破开嗓子狂吠:“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完全暴露了他们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中为虎作怅的帮凶嘴脸。

鲁迅目睹帝国主义血腥地屠杀中国人民，而一些民族败类竟奴颜婢膝地向帝国主义献媚，极为愤慨。在“五州惨案”发生后,鲁迅连续写了《碰壁之后》、《忽然想到(十)》等许多篇杂文,同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鲁 迅呼吁中国人民“抽刃而起”，要敌人“以血偿血”;主张“增长国民的实力”，“自求生存”,把帝国主义这个凶恶对手当做“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自己，“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同帝国主义坚持斗争下去。鲁迅坚决反对向帝国主义届膝投降。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强盗到处横行的世界上，“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搞什么“调解”不过是认敌为友，听凭敌人“任意的杀戮”(《华盖集·忽然想到 (十)》)。对于要中国人被打而不作声的民族败类陈西漂徐志摩之流,鲁迅更以极大的愤慨怒斥了他们的无耻和卑劣并用他们自己的话“回敬”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华盖集·并非闲话(二)》)

为了进一步戳穿“现代评论派”这些“正人君子”的假面具，教育广大青年和革命群众，鲁迅还在《一点比喻》等杂文中,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这伙反动文人实际是充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剑子手们的帮凶的反动实质。鲁迅说他 们是“率领羊群”走向屠场去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他们的任务就是把群众领到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当“顺民”的屈辱、死亡的道路上去。当这帮反动文人被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丢盔弃甲的时候,徐志摩等又跳了出来，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所谓《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通信,装出息事宁人的超然态度,叫嚷“混斗的双方”都要“带住”，玩弄“休战”诡计，企图挽救自己日益孤立的困境。鲁迅一眼看穿了这个阴谋，立即写了《我还不能“带住”》一文,指出这些反动家伙“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当他们反动面目将要彻底暴露之时，却想滑脚溜走。鲁迅说，决不能“带住”,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继续同他们战斗,一定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要将这些洋奴、走狗、臭绅士的伪装“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

三一八惨案

一九二五年底,在共产党领导下,南方各省特别是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发展极为迅速，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各地群众反对军阀政府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反奉倒段”运动(“奉”即奉天今辽宁省。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临时 执政”段祺瑞,是和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互相勾结把持政权的)。北洋军阀反动势力处于革命力量的重重包围之中，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九二五年底,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被迫躲到天津,教育总长章士钊也下台了。

在这重要时刻,是再接再厉地将斗争进行到底,还是姑息敌人,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着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此时，一些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为了挽救反动势力即将灭亡的命运,又跳出来鼓吹孔孟之道,宣扬什么“忠恕”、“犯而勿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虚伪的“中庸之道”,妄图磨灭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不准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其中,具有很大欺骗性的是周作人、林语堂之流所宣扬的“费厄泼赖”精神。周作人、林语堂等对反动势力小骂大帮忙，一方面讲几句不满反动势力的话,一方面则要人们勿念1旧恶,叫嚷“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反对打“落水狗”。他们向群众宣传的“费厄泼赖”精神实际上是“中 庸之道”的变种，是剥削阶级惯用的狡猾手段,目的是为了掩护反动派退却,使他们养好创伤著足力量之后,再反攻过来。

为了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摧垮段祺瑞等反动势力,必须严厉批判周作人、林语堂这些危害革命的谬论。为此,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下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战斗檄文,痛斥妥协投降的反革命本质,另召革命人民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鲁迅说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坟·写在<坟>后面》)鲁迅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经验，彻底揭穿了所谓“中庸之道”“改良主义”的实质，都是为了“给恶势力占便宜”，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著名的“打落水狗”的战斗原则。他严肃指出:“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倘若“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使敌人“从容避匿”,则他日复来,仍先咬老实人。因此,对敌人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穷追猛打,绝不能“一味“费厄’”。鲁迅还在这篇文章的“结未”,发人深省地向革命人民指出:必须看到“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就在文章写后三个月，严酷的事实证明了鲁迅的这一论断，这就是反动派虐杀大批爱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是继“五州惨案”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大屠杀。一九二六年 三月,在革命势力影响下,驻扎在北方的冯玉祥和他带领的国民军已倾向革命接连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奉系军阀 张作霖,封锁了大沽口。日本帝国主义见泰军战事失利,惊恐万状,便亲自出马,以两艘军舰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竟以此为借口,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于三月十六日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停止军事行动,撤除津沽防务。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蛮横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北京各界人民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会后结队赴军阀政府请愿,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请愿群众牺性四十余人，其中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伤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三一八惨案”。事后,段祺瑞军阀政府为了掩 饰杀人罪行,竟然把革命群众诬为“暴徒”,诬陷共产党“啸聚群众,屡肇事端”，“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并且下“通缉令”,要“严拿”和“惩办”“暴徒”领袖。

鲁迅听到反动派屠杀群众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当天就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愤怒 地 控诉了段祺瑞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认为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三一八惨案”后,帝国主义走狗陈西滢之流按照他们主子的旨意,在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诬陷爱国青年“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是“自蹈死地”。鲁迅针锋相对地写了《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一系列杂文,深刻揭露了反动统治当局的卑劣凶残,痛斥了陈西滢之流在“人相”之下隐藏的“阴毒的心”。在这些文章中,鲁迅热情歌颂了爱国青年“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深刻总结了这次斗争的血的教训。教育革命群众: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为了积聚革命力量,以有限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必须进行长久的“”的“壕堑战”。(《华盖集续编·死地》)。

在“女师大事件”“五州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等斗争中，鲁迅身受重重迫害和围攻,既有陈西滢等人“放冷箭”造流言的恶毒攻击,更有北洋军阀政府的人身迫害。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报纸上透露的军阀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上,就有鲁迅。但是,鲁迅巍然屹立,坚持斗争,仍然亲自出席纪念刘和珍等人的追悼会。在躲避敌人搜捕的艰难环境中，鲁 迅继续用杂文做武器,给军阀政府、陈西滢之流以迎头痛击。《记念刘和珍君》等战斗杂文,便是在这种艰险处境中写出来的。

在厦门的战斗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声讨北方军阀政府。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这时鲁迅决计离开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到达厦门。他打算一面在厦门大学教书,一面筹划下一步的行动,为投入新的战斗作好准备。

鲁迅到厦门后,非常关心革命的进展,深切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听到北伐战争不断获得胜利的消息后，立即以无限欢欣的心情，写信给许广平，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两地书》)但是,对于厦门的环境,鲁迅却非常失望。鲁迅离开北京到了厦门大学后，“现代评论派”走卒们也追踪南下来到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校长是个“开口闭口,不离孔子”,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思想的人,对待教师十分专制、吝音。他与“现代评论派”的“阴势”的“小卒”们勾结起来,刮起了尊孔黑风。他们满口孔孟之道,实际却干着拉山头，闹宗派，结党营私的无耻勾当。鲁迅以犀利的目光，很快地识破了他们的卑劣行径。他对这一切深为憎恶,感到厦门和北京是一样的“不干净”。于是便写了一些“通信”体的杂文(如《华盖集续编》中的《上海通信》、《厦门通信》《海上通信》),抨击这些现象。并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厦门大学周会上发表反孔的演说，与学校当局和“现代评论派”刮起的“尊孔读经”妖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外,鲁迅在厦门编辑《华盖集续编》和《坟》两本杂文集的过程中，还总结了过去的战斗经验,继续对段祺瑞军闷政府和“现代评论派”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鲁迅揭露“现代评论派”之流的“正人君子”“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他们和拿着“钢刀”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一伙,干着“杀人不眨眼”的罪恶勾当(《坟·题记》)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鲁迅充满战斗豪情地说:“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天”(《坟·写在《>后面》)，“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华盖集续编小引》),表现了鲁迅同阶级敌人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

鲁迅在厦门时期,正是他世界观逐步转变的 时期。他在对敌人进行尖锐斗争的同时,也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鲁迅坦率地宣称:“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是发自一个勇于自我改造的革命战士内心的至理名言。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中的矛盾,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用革命方法来克服前进中的矛盾,这是鲁迅身上值得学习的伟大之处之一。

在总结实际斗争经验和改造自已世界观的过程中,鲁迅逐渐认识到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是巨大的。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在厦门几次讲演中，多次有力地批驳了反动阶级所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唯心史观,指出:“世界是傻子的世 界”,世界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由人民群众主宰的。相信人民群众能够做革命的“好事之徒”，起来造旧世界的反,革旧社会的命。

在一九二七年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

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满怀着革命激情,由厦门来到大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主任和文学系主任。

当时,全国正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一一北洋军阀的革命高潮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骨干作用,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到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已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革命的更加深入,使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一方面是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有力地震撼着 北洋军阀的 反动统治;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日益表现出对工农革命力量的恐惧。混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利用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在黄埔军 校内网罗一批反动派,培植私人势力。在工农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形势下,他十分恐惧,密谋策划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用卑鄙阴险的手段,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五月,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接着,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秘密勾结,为其反革命叛变进行积极准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天折的秋幢邓急奸留馏莲零险。

这时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很激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周密地系统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 和 政治态度,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切勾结 帝国主义的军 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主席特别重视发动农民和武装 农民的问题,提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一一但我们要时 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这样,既指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也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却根本拒绝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工农群众起来了,他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下,完全屈膝投降。他胡说什么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叫嚷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动势力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杀,仅三天之内,即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各地反动派也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进行血腥屠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一个反动王朝。“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论联合政府》)

鲁迅到达广州的时刻,虽然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公开破裂,但是革命阵营中的斗争已越来越尖锐,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出现裂痕,蒋介石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已逐渐暴露。蒋介石反动势力大量制造污共产党的 言,颁布一系列限制工人运动的命令,工人被打死打伤的事件不断发生,对工农运动的挑衅行动层出不穷。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鲁迅敏锐地威到要革命就决不能向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 降。鲁 迅在这一时期的演讲和杂文中,严峻地提出了自己对广东时局的分析和看法。他抨击国民党右派压制工农群众运动的罪行“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杀”(《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他揭露蒋介石一伙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这些话，在讲稿发表时曾被反动当局删去，参见《三闲集·在钟楼上》一文的追述。鲁迅在这里用佛教徒败坏戒律的比喻,有力谴责了蒋介石一伙利用北伐战争,扩张私人势力,违背孙中山遗教,欺骗人民的鬼行为。鲁迅还深刻地提醒人们:革命还远未成功,倘不能警惕和制止“摘食”革命“果实”的人，革命是没有“逐渐生长的希望”的(《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紧接着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在蒋介石指使下,以“清党”为名,派遣大批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办事处和香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封闭所有革命工会和其它进步组织,驱逐革命的铁路 工人。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积极分子被捕被杀的共二千多人。有的遭斧劈,有的被枪杀，有的被装入瘾袋并用刺刀乱刺后秘密投入珠江。共产党员肖楚女同志,就是这时被害的。鲁迅任教的中山大学,被捕、被开除的进步师生就多达数百人。广州工人和革命群众虽曾示威抗议,但都被反动派野蛮地镇压下去。

反动派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使鲁迅义愤填膺。他挺身而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由于营救无效,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鲁迅还不顾处境的危险和特务走狗的监视、攻击,先后写了《答有恒先生》、《谈“激烈”》、《可恶罪》、《扣丝杂威》《小杂威》等杂文,愤怒地控诉了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和血腥罪行，深切悼念那些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和进步青年。对于在二十世纪出现的“斧劈枪刺”这样野蛮的屠杀,鲁迅表示了“十分的憎恶和悲痛”(《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反动派捏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屠杀共产党人的借口，鲁迅一针见血地戳穿他们“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日，可恶罪。”(《而已集·可恶罪》)即只要反动派认为是“可恶”的,就可以任意杀戮,这是对独夫民贼蒋介石血腥罪行的有力控诉。鲁迅还维妙维肖地勾画出那些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深刻告诫人们要“防被欺”。他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而已集·小杂威》)鲁迅从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实中总结出来的这一深刻教训，对于革命人民认识敌人的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有很大的益处。

在广州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也没有放松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鲁迅到广州不久，就去香港作了《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等演讲，对当时反动文化逆流给以有力的回击。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不仅揭露了孔孟之道这些老调子”所起到的“杀人不觉死”的“软刀子”作用,并且还把反封建与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对赞扬中国封建文化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鼓吹孔孟之道的“老调子”，要保存中国封建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在黄埔军校所作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里，鲁迅还阐述了革命和文学的关系,提出要做“革命人”才能写出“革命文学”来。北伐战争后期,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脚下的“现代评论派”,感到北洋军阀快要垮台了,于是一个个相率南下,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到了广东，进行新的投机活动。这伙曾被鲁迅打得丢盔弃甲的“正人君子”，仗着蒋介石这个新主子的声势，继续对鲁迅进行恶毒的攻击。鲁迅曾写《辞“大义”》、《革“首领”》、《“公理”之所在》等杂文,痛斥了这些文化战线上的反动派的卑劣行径。“四·一五”大屠杀后,鲁迅冲破当时的险恶环境，巧妙地利用演讲等机会，抨击反动派,指导青年的革命行动。例如,在以《读书杂谈》为题的演讲中,鲁迅通过谈读书问题，寓意深刻地教育青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反对青年逃避现实斗争，“躲进研究室”,做反动派随意摆布的“书厨”。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满讲中，鲁迅借分析魏晋时期文学发展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以古例今”,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并极力赞美了为历代反动派诬蔑为“奸雄”的三国时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

鲁迅在广州，亲眼看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怎样被阴谋家、野心家蒋介石夺去了胜利果实,亲眼看到蒋介石如何穷凶极恶屠杀人民，而革命阵营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又是如何分化。通过这场血的教训，使鲁迅更进一步地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促使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正如他在以后所写的《<三闲集>序言》中所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鲁迅从不掩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思想和新的社会力量。鲁迅在五四运动后就逐步接触马列主义书籍，几年以来他的思想已有一种明显的变化，即无产阶级思想因素逐步增加，但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变成他的主导思想。对于早年所受到的进化论发展观点的影响，在战斗实践中也早就发生了怀疑,成分越来越淡，但也还没有决然抛弃。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鲁迅这种旧的思想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碰了壁,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又亲眼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战斗，看到了只有共产党的主张和行动才对社会改革发生实效，而在广州期间，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发展发生了积极影响。鲁迅经过一番深刻而紧张的自我解剖，终于认识到必须拿起共产党人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来,才能同旧的思想影响彻底决裂,才能把自己的战斗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在前面提到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就深刻地记录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被“轰毁”的过程。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公开宣告自己的旧思想已经“破灭”，正在开始向共产主义新的高度进军。

鲁迅在广州这一段经历,虽然时间很短,但对他战斗的一生和思想的发展是极关重要的。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校毕《唐宋传奇集》后,这样写道，“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寥寥数语,大义凛然。它不仅勾画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现实，而且表现了鲁迅正气磅磷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鲁迅一九二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杂文，就是洋溢着这种战斗精神、革命情操的伟大时代的产物。而鲁迅也就是在纠正了“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以后，怀着黑暗的旧世界必将被彻底摧毁,黎明的曙光一定会到来的坚定信念,以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迎接更为激烈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