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

鲁迅战斗的一生

三十多年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 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又发出这样的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破落封建士大夫家庭。鲁迅诞生的时候,我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年代，帝国主义和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统治着中国人民。一八九八年，鲁迅十七岁，为了寻求新的知识和新的真理，毅然离家去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改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期间，他阅读了英国赫胥黎写的《天演论》(严复译)等著作,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习了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思想。一九O二年,鲁迅又到日本留学。当时在东京，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大力鼓吹推翻清朝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鲁迅为这种革命气氛所激动，积极参加了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和爱国活动。一九O四年，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想从医学入手,解救中国人民的疾苦,并促进人们对于政治革新的信仰。但是,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以文艺为武器来振奋人民的精神，激励人民的斗志。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的激烈论战中,鲁迅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写了一些长篇论文,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瓜分中国的危险性,希望革命者多做启发人民觉悟的工作一九O九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杭州和绍兴教书。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鲁迅曾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这场革命。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亲眼看到,政权尽管换了旗号，但“内骨子是依旧的”(《朝花夕拾·范爱农》)。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反动封建势力的顽固、狡猾，给了鲁迅很深的刺激。一九一二年鲁迅到南京，在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部迁居北京。他在极端的苦闷和沉默中，思考着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研究着中国的历史,期待着新的斗争的到来。

时代在前进，世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九一七年,伟大导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鲁迅从沉默中抬起了头,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成了《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后来又成为《新青年》的编者之一),投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出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呐喊。一九一八年五月,他第一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 作用。自此以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著名小说,并且在斗争实践中,创造了杂文这样-种尖锐、锋利的文体，对帝国主义者、封建余孽和毒害中国人民达二千多年的孔孟之道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鲁迅当时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自觉听从革命前驱者的“将令”,他的一系列光辉战斗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随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革命在深入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发生分化,不少资 产阶 级知识分子公开投降了敌人,但是鲁迅则截然相反,他捍卫了“五四'的战斗传统,热情支持和声授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及其帮凶胡适、陈源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截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鲁迅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及其走狗的斗争，在客观上配合了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发展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斗争中,鲁迅愈来愈感到,自己原有的世界观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鲁迅没有掩饰自己思想的矛盾,而是在斗争中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力求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一九二六年九月初，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在厦门,他回顾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 任，后又兼 任 教务主任,同共产党人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不久,蒋介石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在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面前，在壁窑分明的阶级阵线面前,鲁迅彻底抛弃了自己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进化论思想，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来到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开始了他后期光辉的战斗生活。鲁迅在艰苦的环境中，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来指导斗争实践,写下了近六百篇闪耀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光芒的杂文。

鲁迅领导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三O年,鲁迅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新月派”进行了针锋 相对 的斗争,揭露了胡适、梁实秋等人鼓吹的“人性论”的反动实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政治主张和文艺主张;接着,又迎头痛击了国民党特务发起的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揭穿了他们充当“洋大人的宠儿”(《“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的真面目;与此同时,鲁迅还同标榜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及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人进行了斗争，撕下了他们“超阶级”的假面;鲁迅还深刻地批判了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指出他们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的目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鲁迅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尖锐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政策，抨击了他们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揭露了特务、暗探、叛徒、文贩们的各种“阳面的大文”和五花八门的“阴面的战法”(《<三闲集>序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鲁迅也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给予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终于一败涂地，“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在后期不但同公开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且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对混入革命营垒里的蛀虫,骗子、叛徒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坚韧的斗争。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鲁迅抵制、批判了文化战线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 想上的个人主义和理论上的唯心主义。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纲领。三十年代中期周扬等“四条汉子”有的当了叛徒,有的当了特务,他们紧跟着王明,从“左”倾机会主义一个筋斗翻到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鲁迅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防文学”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无情揭露。当时,政治骗子陈伯达以折中、调和的姿态,鼓吹“休战”,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打掩护。然而鲁迅不顾自已重病缠身,不顾“四条汉子”及其爪牙们的围攻，以永不休战的坚定态度，战斗到底，表现出可贵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鲁迅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他一直关心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当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鲁迅曾怀着兴奋的心情致电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 中国与人类的希望。”当托派匪徒猖狂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时,鲁迅挺身而出,痛加驳斥,并怀着崇敬的威情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紧张的战斗,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鲁迅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鲁迅在上海高所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杂文,是鲁迅一生同敌人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总结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从文化战线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规律。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和鲁迅当时不尽相同的时代。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总是妄图复辟。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今天的斗争，是过去长期斗争的继续，“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阶级敌人还在不断袭用过去的“老谱”,来向我们进攻。因此,认真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学习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认识今天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谈到他的杂文时说过，“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确实，这些杂文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产物,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斗争历程，又是为当时政治斗争服务的有力武器。我们在读鲁迅杂文的时候，应当了解这些文章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的斗争史实，了解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对鲁迅杂文有较深的理解,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的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