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唯心史观
90.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丘宣扬的愚民哲学,出于《论语·泰伯》。民,指劳动人民;由,顺从,跟着走;知,知道。全句话是说,劳动人民只能按着奴隶主的命令去干活,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挽救奴隶制的灭亡,孔丘竭力鼓吹这种反动的愚民政策,充分暴露了他忠实地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反动面目。这句话后来成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奴役、压迫劳动人民的反革命信条。叛徒、卖国贼林彪也继承了孔老二的这种愚民政策,污蔑劳动人民是不懂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连“鱼目”和“珍珠”都不能分别的群氓,只能听他的指挥,妄图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91.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这是孔丘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唯心 史观的说 教之一,出于《论语·阳货》。唯,唯独;上智,高贵有智慧的人;下愚,卑贱愚蠢的人;不移,不可改变。全句的意思是说,高贵的有智慧的人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1孔丘把奴隶主贵族说成是上等的天才,生来就聪明的人,把劳动人民说成是生来就愚笨的人,而且认为这种差别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孔丘鼓吹这和唯心主义的先验 论和唯 心 史观,其目的在于论证奴隶社会的等级差别是天经地义的,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他妄图以此阻止广大群众反对奴隶主阶级的革命斗争,维护奴录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叛徒、卖国贼林彪接过孔老二的衣钵,大肆鼓吹反动的唯心史观。他恶毒诬蔑劳动人民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并自我吹嘘说:“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安图以此抬高自己,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狼子野心。林彪所说的“天壤之别”就是孔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变种。
9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是孔丘用来反对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反动说教,出于《论语·里仁》。君子,指奴隶主贵族;喻,晓得;义,指服从奴隶制统治的道理;小人,这里指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 利利益,指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摆脱奴隶制压迫的切身利益。这两句话是说,奴隶主贵族懂得大道理,劳动人民和新为地主阶级只晓得个人私利。
孔丘认为,奴隶反抗奴隶主剥削压迫的斗争,新必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斗争,都是追求个人的私利。他企图用这种说教,根本否定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口头上讲“道德”、说“仁义”,标榜反对个人私利,实际上他们是追求最狭隘个人私利的伪善者。
林彪出于剥削阶级的反动本性,污超劳动人民只知道“恭喜发财”“招财进宝”,胡说只有他们那一伙想的才是“抗日救国”的“大事”。这正是孔老二“君子响于义,小人响于利”的翻版。
93.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出自《论语·述而》。君子,指奴隶主贵族;小人,指劳动人民;坦荡荡,心胸宽广,长败,多忧多虑。意思是说,奴隶主贵族心胸宽广,劳动人民却心胸狭窄经常忧愁。这是孔丘对奴隶主贵族的美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污蔑。
在奴隶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残酷的压榨,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不满这种反动统治,怨恨奴隶主贵族,不断奋起反抗。这种行为,被孔丘看作“长戚戚”。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对奴隶任意杀害,寻欢作乐,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而孔丘却吹捧他们是“坦荡荡”。这说明孔丘是奴隶主贵族 的忠实奴才。
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和偏见,都美化他们自己,污蔑广大劳动人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把孔丘的这句话奉为至宝,做为他培养反革命死党的信条。
94.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这两句话见《论语·里仁》。原话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指奴隶主贵族;小人,指劳动人民;怀,关心,怀念; 德,道德;,土地,指种地;刑,刑罚;惠,小恩小惠。全句意思是,统治者注重道德,劳动人民想的是种地的事;统治者关心维护刑罚,劳动人民想的是小恩小惠。
孔丘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奴隶主贵族美化成“道德高尚”的“上等人”;把劳动人民污蔑为只知道种地,追求“小恩小惠”的“下等人”。进而论证奴隶主贵族是当然的统治者,而奴隶和劳动人民只能接受他们的统治。这是孔丘顽固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思想。
林彪把孔丘的这一谬论摘录下来,奉为信条,恬不知耻地说他们想的是国家“大事”,恶毒诬蔑劳动人民“想的是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等等。这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地主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95.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出自《论语·阳货》。唯,只有;小人,指奴隶和其他劳动者; 难养,难以对待和教养。意思是说,妇女和小人一样是难以教养和对待的。
在孔丘看来,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是尊贵的,而广大妇女同劳动人民一样是低下的,不过是受驱使和被奴役的工具。所以他说:对妇女近了、远了都不好,近了她就不恭顺,不守礼教,疏远了她又怨恨你 (《论语·阳货》。这是对妇女的极大污蔑。孔丘鼓吹的这种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到了封建社会,被儒家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发展为“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成了压迫广大劳动妇女的精神柳锁。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宣扬“妇女无用”论,竭力鼓吹孔丘的男尊女卑的反动说教,妄图阻止广大妇女投身三大革命实践,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96.先知先觉
这是孟轲宣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说教,出于《孟子·万章》。先,先天;知,知道;觉,明白。先知先觉是说,生来就先知道,先明白。
孟轲对孔丘的“圣人生知”加以发挥,提出了“先知先觉”说,认为“圣人”生来就懂得事物的道理,而一般人则是“后知后觉”,必须靠“圣人”的教化才能明白。他借古人伊尹的话说:老天爷生了人类,就是叫先知的人教育后知的人,叫先觉的人教育后觉的人。他认为,他自已就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大人物,奉“天命”教化人民的责任已经落在他的头上了。显然,孟轲说的“先知先觉”的人,就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他把奴隶主贵族和他自已说成是具有天赋智慧、创造历史的“英雄”,把人民群众说成是听他们指挥的“群氓”。他们这种说教,是为其复辟奴隶制服务的。
林彪一伙也拚命宣扬这种唯心史观,胡说什么“先知先觉是有的,否认先知先觉的存在,这是大的错误”,鼓吹什么“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同时又把他们一伙吹嘘成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救世主”,为他们篡党夺权,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
97.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这是孟轲鼓吹唯心史观的话,见《孟子·公孙丑》。王,圣王;兴,兴起。这句话是说,每隔五百年,必定出现一个圣王来支配历史的变化。
孟轲站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主观臆造了一个“一乱一治”的历史变化的规律。认为: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是“治”的时代,春秋战国是“乱”的时代。每逢“乱”的时代,就要出现一个“圣王”,化“乱”为“治”。他计算了一下,从尧、舜到商汤王,从商汤王到周武王,都是相隔五百年。从周取天下到他所处的时代,已七百多年了,虽然超过了五百年,但从形势上看,应该有“圣王”出现了。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辅助“圣王”而出现的“英雄”,自我吹嘘说:“老天爷要想平治天下,当今的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是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所说的“圣王”,无非是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而已。他的唯心史观是为他复辟奴隶制、篡夺统治权制造舆论服务的。
林彪继承了孟轲的衣钵,鼓吹什么“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陈伯达还亲自为林彪题词,说什么“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林彪则把他自己说成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英雄”,以“至贵”、“超人”自居。他们大肆鼓吹反动的唯心史观,为其抢班夺权,实行独裁统治制造理论根据。
98.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这两句话出自《孟子·滕文公》。君子,指奴隶主贵族;野人,指劳动人民;莫,没有;治,治理、统治; 养,供养。这两句话是说,没有贵族,就没有人来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来供养贵族。
这是孟轲为复辟奴隶制而宣扬的反动唯心史观。在孟轲心目中,奴隶主贵族生来就是统治人民的,而劳动人民生来就是供养统治者的。他把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说成是完全合理的、永恒不变的,为复辟奴隶主贵族专政制造根据。
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拿所谓“君子”、“野人”各有“分工”的谬论来宣扬“压迫有理”“剥削有理”。林彪别有用心地说这两句话具有“辩证法”思想,实质上是宣扬折衷主义诡辩论,为他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作辩护。
99.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两句话出于《孟子·滕文公》。劳心者,指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治人,统治别人;劳力者,指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治于人,被别人统治。全句意思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统治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人统治。
孟轲宣称:“劳心者”是“君子”,天生就应该统治人民;“劳力者”是“小人”,生来就应该受剥削、受统治,供养“劳心者”他把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孟轲的这两句话,充分暴露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性。两千多年来,剥削阶级都把它作为宣扬“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理论根据。
孟轲宣扬的这种鄙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又成了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贩卖“剥削有功”论。叛徒、卖国贼林彪胡说工农大众“见不到文化”,只能做工、种田、搞生产。这些谬论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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