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

“第三章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作者首先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进行了恶意地攻击。

“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揪斗关押，不能理事；机关工作无人办理；正常工作、生产秩序已经濒于崩溃状态。很显然，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是很难长时间维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关头。”（第118页）

到“一月革命风暴”止，文化大革命刚刚进行半年，胡说“各级负责人大都”就被“揪斗关押”了，有这么严重吗？少数人被“揪斗”是可能的，说“关押”就是造谣了，当时的群从组织有关押人的权力吗？机关工作“无人办理”，生产“濒于崩溃状态”“已到了严重关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66年12月，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分别到县直各工厂宣传发动文化大革命，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业余闹革命，并没有影响生产；春节前又回家乡宣传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我的父亲和哥哥都还在工地上修榨坊河水库，我也来到工地，眼见农民们热火朝天，秩序井然，根本没有影响生产。当然，就全国而言，可能有些地方对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把它说得那么严重，就是别有用心了。

文章说，毛主席为了解决困难的局面，才号召上海夺权，做出解脱困难的榜样。这是主观臆断。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并非是权宜之计，早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都提出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工总司成立后的几次严重事件”

上海“工总司”的成立，上海市委不予承认，从而引发了“安亭事件”。

上海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对支持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起了积极作用，应当肯定。但是后来他们又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打压，迫使工人组织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为司令，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上海市委的曹荻秋在请示陶铸以后，宣布“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政策。激怒了工人，于是数千工人要到北京上访，被上海市委阻拦在安亭车站。工人们越加愤怒，拦截火车，要求中央表态，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安亭事件”的由来。事件的确有点严重，是工人的问题还是市委的问题得分析清楚。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主持开会讨论解决。陶铸主张对“不听话”的工人打压下去，主管工业生产的领导把难题甩给中央文革小组，要他们去处理。最后中央文革决这定派张春桥去，他去后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两天就恢复了铁路运输，并旗帜鲜明地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群众组织。工人们回厂了，抓革命促生产了。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作者对此事进行了恶意诬蔑，说“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上海出现了红卫兵之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抄家、游行、集会、刑讯逼供等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迫害，使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第120页）这种嚎叫只是证明了一个真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由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农民运动，这是革命发展的普遍规律，虽然当时中央有文件规定，工人、农民不允许成立群众组织，但是那是运动初期的规定，当学生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工人农民运动的配合，因为学生只是先锋队，工人农民才是主力军。把工人、农民排斥在文化大革命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定搞不好的。走资派们倒想用各种办法不准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反对没有用。

另一个事件就是“康平路事件”。因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得到中央的肯定，上海市委也不得不承认。这时原本的保守组织“赤卫队”感到自己被上海市委抛弃了，成了没有娘的孤儿，于是组织上万人去市委造曹荻秋的反，迫使上海市委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时“工总司”很快组织了10万人，合围了只有3万人的赤卫队，将他们分割包围，然后全部赶出市委机关。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但并没有发生武斗。说什么“‘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完全是恶意的捏造！

对于“赤卫队”成员，上海“工总司”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并没有歧视他们，更没有打击他们，而是过细地做工作，并打锣敲鼓地欢迎他们回厂参加生产，欢迎他们脱离赤卫队，参加工总司，很快这个组织就烟消云散了。

作者胡说；“这些连续发生的严重事件，使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的混乱。”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可耻诬蔑！正是走资派以生产压革命的表现。但是，继续革命前进的步伐他们是怎么也挡不住的。

这两起事件本身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工人造反派战胜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及其他们原先支持的保守组织。工人们不仅表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立场，而且表现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还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和策略。这不是什么“严重事件”，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并为一月夺权风暴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组织基础！“张、姚回上海指挥夺权”“夺权”二字对于走资派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因而对无产阶级造反派恨

之入骨，采取各种办法予以了诽谤。作者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上叙述了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的情况，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还是让我们看看真实情况吧：

1967年1月2日，毛主席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支持那里的工人造反派。他们刚到上海，1月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和上海《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先后夺了报社的权。他们的夺权是自发的，当时的张、姚并不知道。可是毛主席知道后给予了支持，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这时上海出现了两股歪风，一是被上海市委抛弃的“赤卫队”，脱离生产岗位，去北京告状，严重影响了工厂的生产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二是刮起了一股“经济主义”的妖风，上海市的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笼络人心。

毛主席对上海市委的作法非常反感，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得吃混毛猪”。针对这种情况，张、姚指挥“工总司”对“赤卫队”的群众作路线交底，劝他们支持工人造反派，回到单位参加生产；另一方面联合上海各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全市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究竟是谁在破坏生产？究竟是谁在维持秩序，这就一清二楚了。鉴于原上海市委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难道不应当向他们夺权吗？

1967年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毛主席在报上看到这个“紧急通告”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写得比中央文件都要好”。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个“紧急通告”。并且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于1967年1月11日向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发去了“贺电”，于次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从而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即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新秩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阶段。

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前提条件。这是上海夺权的一条经验。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很快联合并顺利地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开始取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任副主任。这就是“一月革命风暴”。

“毛泽东对上海夺权的支持”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他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相信和依靠工人阶级。而上海是工人阶级最多力量最强的地方，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创造出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因此，特别关注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奇怪呢？难道不应当支持工人阶级而应当支持走资派？

毛主席如何支持上海工人阶级的夺权斗争，前面已经扼要的讲了，在此不再重复。（以上内容参见《毛泽东年谱》和《金山风云录（文革篇）》）

作者特别攻击“公安六条”规定：

“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以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说特别规定“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说这些规定“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诬蔑。

保障“四大”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怎么是在制造冤假错案呢？对于攻击毛主席的人予以惩办，难道不应该？究竟是文化大革命错了，毛主席错了，还是你们的反动立场错了呢？

给人民“四大”的权利，放手让他们揭露党内的阴暗面，批判党内走资派，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揭露出走资派的一些事实了就成了冤案？这是恶毒诽谤！只要没有立案审查，没有做出组织结论，就没有定案，“冤案”从何谈起？也不能把群众的揭发批判都叫做“打倒”。请你们算一算吧，真正打倒的走资派在全国有几个？连党内二号走资派都没有打倒，何来“大量冤假错案”？为什么你们就那么心痛走资派呢？后来走资派们非法抓捕“四人杰”，清理“三种人”，打击了上千万的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了二十万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至今不予平反昭雪，这是多少冤案？难道走资派的命比人民群众的命金贵么？你们这种“刑不上大夫”的观念的存在，不正是封建文化的余毒吗？不正是证明文化大革命批判封资修文化搞得太对了么？

（待续）

202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