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

——浅谈文化与文革

三峡人家

六．毛泽东文化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文化，必然受到封建等级文化和资本主义利己文化的疯狂诋毁。毛泽东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毛泽东主义。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主义才初具雏型；如果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自身的改造尚不完善；那么，延安时期，毛泽东主义已日渐完备、自成体系。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单就党的建设（也就是革命者自身的改造、发展）而言，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过程中，继承并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党的自身建设和对敌斗争放在同等重要的高度（甚或更高于后者），号召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号召人民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1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或称为毛泽东文化。

毛泽东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公”字，可概括为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扫封建文化维护等级统治、资本主义文化维护少数人享乐的传统恶习的新文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融入千百万人民大众之中，“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模式。号召干部和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的境遇和情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民主团结；依靠群众，服务群众。这实质是一场文革。延安的这场文革比起先前的文革的序幕，范围更广，层次更深，意义更伟大。正是这场文革，纯洁了共产党的队伍，唤醒了广大民众，形成了民族的精神——延安精神。

共产党也正是依靠了延安精神，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战无不胜的力量，在原始的武器装备下，打败了占绝对物质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还在夺取政权以前，洞悉古今的毛主席已经看到，在夺取政权以后，腐败文化可能滋生，将危及新生政权的生存，并找到了克服腐败的路径。1945年7月4日，在黄炎培谈起打破历史周期律时，他豪迈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建国前夕，他又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6—1377页）这是迎接新形势新挑战的新文化思想。然而，革命的理论，只能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接受新文化，改造旧的思想意识，对于失败的人而言，似为较易，而对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利益既得者，则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

建国后，用毛泽东文化对战犯的改造颇为成功，通过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对比，通过社会的变迁，通过他们的切身感受，使日本战犯成为和平使者，末代皇帝成为人民的一员，而沈醉先生（原国民党少将处长）在美国则由衷地说：“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魅力，使他们全体得到了改造，以人民一员的身份，重新融入社会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献策献力。显然，毛泽东文化对于敌人的改造是成功的。但是，对利益既得者——从前的同志和战友的改造，则显得似乎很乏力。这些人并没有把自己列入改造的范围内，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了。建国初期，延安精神在人们的思想中尚未淡化，在社会大环境中，人们仍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追求个人享乐为耻，针对危害新生政权的腐败苗头，仅以“三反五反”即予基本解决，但这种解决还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要根本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思想上扫除封资修文化余毒影响。然而，根深蒂固的、顽强的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用糖衣炮弹腐蚀党内的意志薄弱者，把他们变为自己的代理人。于是，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变换着各种方式与毛泽东文化相抗衡。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人民服务”。

而他们却贪功诿过，左右不定，仍以捞取名利和权力为目的。在党外，资产阶级右派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借口，公然要共产党下台。在党内，“后赫”们为了政绩的需要，大搞反右扩大化。

经济方面，也是刚刚主持一线工作的刘某奇，同主持宣传工作的“后赫”一起刮起了五风，浮夸、造假泛滥，加之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虽然已退居二线、仍旧日夜操劳、专心于哲学和国际事务研究的毛主席第一个发现、纠正了反右扩大化和“五风”的错误，并以伟人的胸怀承担了一切责任。然而他们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而又大刮单干风，破坏农村集体经济；四清运动中打击一大片，保护党内一小撮；文革初期又实行白色恐怖，镇压群众和造反派。

他们总是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顽固地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反潮流是毛主席一生最可贵的革命精神，就像当年，为了主义，“偏要出两个太阳给蒋介石看看”一样。现在，同样是为了主义，偏要动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大乱”开始把民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意识、大众民主植入人民的心中，从斗争走资派和全民“斗私批修”中来达到大治，这就是文革的成因。

七．文革是批判封资修文化，普及毛泽东文化的群众运动！综上所述，毛主席发动文革，绝不是有人所说的“一时起意，心血来潮”，更不是别有用心者蓄意歪曲的“权力之争”，而是站在太空之中，关注着历史进程的先哲——毛主席——对人类历程的导航！毛主席在极其复杂的心情下，在高层官僚的步步进逼之下，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千百万先烈的遗愿，为了红色中国不变颜色，不顾73岁的高龄，不惜粉身碎骨，后发制人，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革。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摧毁新官僚的堡垒，更是要摧毁数千年来剥削阶级强加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反人类的文化道德桎梏。毛主席一生注重人的思想改造，把坏人变为好人，反对肉体消灭。

“废除肉刑”，是毛主席一生极力提倡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注重从思想上对人们进行改造，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然而，新官僚和利益既得者，为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利用他们掌握政权系统的优势，在运动初的五十多天里，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小学，各单位，转移斗争大方向，目标对准学生、教师和群众，把反对官僚的斗争改变为镇压群众的斗争。在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工作组虽然退出，但他们又变换花样，为了对付群众造反组织，他们利用政权机构的惯性，自上而下，拉拢受蒙蔽的群众，组织起保皇派，打着“红卫兵”旗号，进行干扰和破坏，如由高干子弟为主组成的“联动”最为典型。他们为了扰乱文化革命，以保护自己的老子，在走资派的暗中支持下，私携枪支，甚至公然抢劫枪支，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无数血案，干扰大方向，造成文革的混乱。

文革运动中出现混乱时，于1966年12月27日，毛主席特意致信周恩来，“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把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示众全列为武斗之列，明令禁止。由此可知，走资派的幕后操纵和破坏是造成文革混乱局面和“全面内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依然尘封，现今所知不过冰山一角，尚待后人继续探幽。

文化大革命出现混乱的原因，一是与历次社会革命一样，必然出现的动荡；其次，是毛主席自建国以来，一直利用政权系统，自上而下地进行温和的文化革命而不得其果——特别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受挫，而被迫采取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运动使然；但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反动官僚的疯狂反扑，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挑起群众斗群众，以达到破坏文革的目的。虽然如此，根据毛主席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文化大革命是无可辩驳的取得了胜利。最重要的标志是封资修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批判大扫除，毛泽东文化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大深入大普及。

打碎了官僚系统，代之以新的、富有朝气的国家机器——各级革命委员会，在世界上树一廉洁政府的楷模，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也称赞有加，世界各地群起效仿，风起云涌。封建等级文化、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文化，已从人们的思想上得到了很好的批判和清理。“造反有理”，“大公无私”，“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以斗争求团结”等等毛泽东文化已深入人心，“四大”也写入宪法。各级领导干部克己奉公，人民群众心情舒畅，真正实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国家形象、社会风气、人民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

（待续）

202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