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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尊孔反法阴谋篡权复辟的失败

北京师范大学  施达青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奴隶主旧势力的政治代表。他靠搞政治投机，由一个大商人奴隶主，一跃而成为秦国的丞相。吕不韦窃取秦国大权以后,推行了一条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并把力图复辟奴隶制的儒家学派大量引进秦国,撰写《吕氏春秋》，为其复辟奴隶制大造舆论。《吕氏春秋》出笼后的第二年，以吕不韦缪毒为首的奴隶主旧势力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安图夺取秦国的最高权力,但立即被粉碎。由吕不韦等人挑起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是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继续。分析这场斗争的由来，剖析《吕氏春秋》尊孔反法的实质,可以使我们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认清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吕不韦是奴隶主旧势力的政治代表

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开始向私田征税，公开承认土地的私有，承认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合法地位。此后,经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封建制在名诸侯国终于取代了奴隶制。到了战国末年，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走向全国统一的封建国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苟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反映了地主阶级要求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愿望。

秦国是当时具有完成统一条件的唯一国家。自秦孝公任用商鞅以来，秦坚持了一条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商鞅在秦的变法，对奴隶制的打击较为彻底，建立起各项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到秦始皇继位时，励行法家政治已经一百多年了秦国已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苟子说过:“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就是说秦国的政治是最好的。而东方六国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制转化，但和奴隶制却保存着较多的联系，它们没有坚持或彻底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路线;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儒家学派在这些国家大为活跃。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秦国那样蒸蒸日上。因而，由秦来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就在封建制已经普遍建立的这种情况下,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这场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六国政治势力，妄图改变秦国的政治路线这一问题上面。当时，齐王派人到秦国游说，妄图离间秦国君臣,改变秦国的革新路线，进而瓦解秦国;燕太子丹收买了亡命徒荆轲潜入秦国谋刺秦王，安想颠覆秦国，阻挡历史的前进。窃踞秦国丞相职务的卫国商人奴隶主吕不韦;则用阴谋手段,妄图夺取秦国的最高权力，篡改秦的政治路线。这场惊心动魄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秦国的范围，实质上是不甘心灭亡的奴隶主阶级，与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是奴隶主旧势力的猖狂反扑。

“阳翟大贾”吕不韦，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大商人奴隶主,在战国末年，奴隶主旧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儒家学派,以及工商奴隶主还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为复辟奴隶制的一股严重的社会力量。吕不韦就是这种反动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他往来于各国之间，在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境内，从事商业活动,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与王孙公子交往，寻找参与政治的机会。恩格斯说:“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工联》)作为奴隶主反动势力代表的吕不韦,当他从事政治活动之始:就把目标集中在窃取政权上。《战国策》上有一段记载: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日:“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日:“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日:无数。”就是说，“立国家之主”,可以“一本万利”。于是，当吕不韦在邯郸看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时,便认为“奇货可居”,是打入秦国政权的好机会。他以大量金钱资助异人，又用大量金钱为异人到秦国游说太子安国君的宠姬华阳夫人，使这位一向受冷遇的公子异人,得立为安国君的嫡子。吕不韦施展阴谋手段搞政治投机,终于在异人继位为庄襄王之后,当上了秦国的丞相,封为文信候。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子赢政继位，是为秦始皇,只有十三岁,吕不韦被尊为“仲父”,掌握了秦国的大权。

吕不韦窃踞秦国丞相的官职以后，秦国出现了奴隶制全面复辟的严重危险。他利用大权在握,尽力扩大奴隶占有制，他自己占有“家僮”(奴隶)竟多达万人。他的同党缪毒，原本是寄食在他门下的“舍人”,在他的扶持下，也拥有“家僮数于人”,成为奴隶主暴发户。在政治上，吕不韦则竭力恢复分封制。在吕不韦当政期间，秦一共新设置了三川、太原、东郡三个郡,便被他分封掉两个:一是把三川郡所辖的河南、洛阳+万户划为自己的封国,一是把太原郡封给缪毒。同时,他还公然主张“存亡继绝”,把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付诸实行，使已经灭亡的卫国复国,并以阳人之地赐给被推翻了的周天子，“奉其祭祀”，惟忍曾经煊赫一时的奴隶主最高代表周天子的谬种失传。

但是，吕不韦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事业,也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秦自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因此，吕不韦要改弦易辙,完全改变秦国这条行之已久而且成效卓著的政治路线，还必须大造反革命的舆论。他从山东各国把力图复辟奴隶制的儒家学派大量引进秦国,招徕了多至三千的食客游士，一时之间，“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这些蜂拥而来的“士”，虽然百家九流都有但主要的却是儒生。他们投靠在吕不韦门下，成为他的谋士为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著书立说。尊孔反法的《吕氏春秋》，就是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由这些谋士们撰写出笼的。

《吕氏春秋》是一部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书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吕氏春秋》就是一部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 的书。

孔老二是利用著书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祖师爷,他作《春秋》，以表达自已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主张吕不韦模仿孔老二,主编《昌氏春秋》,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

《吕氏春秋》是在秦始皇亲理政务的前一年公布的。这部书开卷就引用了齐桓公向管仲请教的一句话:“愿仲父之教察人也”。在其他篇章里，全书也多处引用仲父(管仲)教桓公的故事,还说“古之帝王未有不尊师者”。这实际上就是要秦始皇向吕不韦这个“仲父”求教。显然，吕不韦的用心是妄图把《吕氏春秋》作为秦始皇的教科书，要奏始皇在亲政时遵循书中宣扬的尊孔反法的政治路线。

《吕氏春秋》在散布尊孔反法的谬论时，有一套十分狡猾的手法。它形式上对诸子各家兼收并蓄,打着“杂家”的幌子力图掩盖儒法之争，实际上却拚命宣扬儒家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理论。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领域里从来就没有凌驾于各家之上，对各阶级的思想一视同仁的“杂家”。杜林曾经自称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最终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马赫说他的哲学是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新体系，实际上是“折衷主义的杂拌”,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吕氏春秋》的“杂家形式，也是一种骗人的装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战国末明，随着封建制的胜利儒法斗争表现为法家的节节胜利和儒家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有法治传统的秦国,要直接宣扬儒家的复辟理论更为困难。因此，《吕氏春秋》不得不采用混淆视听的手法,打着杂家的旗号,甚至采用法家的语言，来宣扬儒家的思想。汉代人高诱早就说过:“不韦乃集儒士”而 成 其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承认，《吕氏春秋》“大抵以儒为主”。吕不韦正是指使一帮反动儒生,七拼八凑,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宣扬儒家的复辟理论。

《吕氏春秋》这部 书 宣扬奴隶制的分封制度。《去私》篇说:“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就是要新兴地主阶级把已经取得的权力分封给所谓“贤者”，即奴隶主旧势力。作者还进一步规划了具体的办法，这就是“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结论是:“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因此必须“众封建”，“多封建”@。这种由“王者建封”,宗法血缘关系愈近所封愈大,愈远所封愈小的主张,完全是周初奴隶制分封制的翻版。

《吕氏春秋》还鼓吹复辟奴隶制的“礼治”。《慎势》篇说“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嫡)子不使庶孽疑焉”。汉代人高诱注说:这句话,就是指“尊卑皆有别”,就是说不得懵越。这种以“尊卑有别”不能管越的“先王之法”，是地地道道的“先王之礼”。《处方》篇说得就更清楚:“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就是说,要明确君臣父子夫妇的名分,各安其位，这是为治的根本,即所谓“至治之务,在于正名”8。很明显，《吕氏春秋》所宣扬的完全是孔老二那一套“正名”论,而“正名”就是“复礼”，也就是要实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主张,即复辟西周奴隶制。

《吕氏春秋》宣扬以“仁、”“贤”、“定分”为本的儒家的政治和伦理观。本来，法家所说的“本”,是指农业生产。《吕氏春秋》表面上也模仿法家的调子，强调“务本”,实际上却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歪曲法家的主张,说什么“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它解释“本”的含义说:“务本莫贵于孝”，“孝也就是“仁”，即作者所说的“仁者仁此(指孝)者也”。这样《吕氏春秋》便用儒家的仁、孝来篡改了法家所指“本”的原意(以上均见《孝行览》)。在《本味》篇中，又把“本”解释为“其本在得贤”;在《处方》篇中，又说:“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所谓“定分”，即前面谈到的君臣父子各当其位的礼治主张。而所有这些，统统被《吕氏春秋》说成是“先王之所以定天下”的根本原因,于是大肆宣扬“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鼓吹“贵德、贵贵(贵族奴隶主)、贵老、敬长、慈幼”的儒家政治伦理道德。难怪后世的“圣人之徒”看到“吕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说”，“以道德为标的”，“以忠义为品式”便大加赞扬，忍不住要为其训解注释，“以述古儒之旨”了。

《吕氏春秋》在宣扬儒家理论的时候，有时甚至也利用法家常用的语言，大搞折衷主义。《察今》篇就是一篇用折衷主义手法以儒释法的典型作品。《察今》篇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因时变法者,贤主也”，这都是法家所说过的一些话。但是《察今》篇所主张的“变法”,却是“择(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这就是说，它认为应该摒弃的只是“先王之成法”,而先王为法的依据,则是不能更改的。那末,先王为法的依据是什么呢?作者说:“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这样,作者就把“人与我同耳”，“察已则可知人”,也

推已及人看作是“变法”的出发点,并由此引申出“古今-也”的结论。可见，《吕氏春秋》所说的“变法”包含着“古今一也”的不变在内。这与法家主张的“变法”是根本不同的。韩非说:“圣人不期 (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主张“废先王之教”，李斯则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这与《察今》篇主张“法先王之所为法”是有天壤之别的。《察今》篇一面说“因时变法”，一面又说“古今一也”，这就是折衷儒法以贩卖儒家思想的典型表现。

《吕氏春秋》还根据儒家的复古理论，拚命攻击当时的社会现实，把当时封建制的胜利说成漆黑一团,大发“今不如昔的谬论。如《听言》篇说:“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当今之时，世阁甚矣”。在《谨听》篇中，作者更把当时的“天下大乱”归罪于秦的统一战争,大加攻击，说什么“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所谓“周室既灭”“天子已绝”，是指秦灭东西周 (注:周毅王时周分裂为东西周)而言，这就把社会上的一切动乱都说成是秦灭周天子造成的。《吕氏春秋》不仅攻击秦的统一战争，而且对秦国的法家政治,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适威》篇就用明确的语言把严罚厚赏的法家政治，说成是“乱国”之政。作者断言:“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于是，《吕氏春秋》直接提出了要改变秦国的法治路线,说什么“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主张实行“仁义”。作者说;“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这就是把“赏罚”篡改为儒家的“义”和“忠信亲爱”之类的“仁政”说教了。

《昌氏春秋》对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吴起,以及实行法治的秦国国君，更是竭力加以诋毁。《无义》篇诽谤商鞅是一个行为卑劣的“无义”之人，把商鞅惨遭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杀害说成是咎由自取。对吴起被楚国奴隶主贵族乱箭 射 死《吕氏春秋》也作了同样歪曲的描叙。《执一》篇诬蔑说，吴起是一个短处甚多的“不肖”之人，结果“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对法家的代表人物之所以会死于非命，韩非曾作过沉痛的分析。他指出，“能法之士”由于洞烛“重人”(奴隶主贵族)的“阴情”,“矫重人之轰行”,因此“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当权的奴隶主贵族)，不可两存之仇也”。韩非悲愤地说，在二者“势不两存”的斗争中，“能法之士”“不缪(戮)于更诛，必死于私剑矣!”韩非对于“明法之士”与“重人”是“不可两存之仇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这实际上说明了二者的尖锐对立是阶级的对立,而“明法之士”就是死于“重人”(奴隶主贵族)猖狂复辟之中。《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差不多是同时的 著作真是营垒分明!

《吕氏春秋》的作者对秦国的国君如秦惠王、秦昭王也大加攻击。这类攻击显然是针对秦国历代实行法治而发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吕氏春秋》是一部尊孔反法的书，它同时还兼摄了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道家思想,宣扬国君“无为”，实际上就是要秦始皇不要事必躬亲,听任吕不韦之流复辟奴隶制。《吕氏春秋》所竭力鼓吹的是儒家的政治主张，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只能“统一”于倒退,即回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的奴隶制度下的分裂局面。《吕氏春秋》打着杂家的旗号,宣扬奴隶主阶级的基本观点,这不仅说明了反动阶级的狡猾、阴险,而且也是他们理论上虚弱的表现。

《吕氏春秋》的出现，说明了反动阶级在被推翻之后,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而一定要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马克思说:“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贵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反教会运动。一-海德公园的示威》)吕不韦正是这种过了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吕氏春秋》正是企图从那种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奴隶制前提中，作出自己的结论,在奴隶主阶级咽气之前，主动地挑起了妄图复辟奴隶制的斗争。

吕不韦篡权复辟阴谋的失败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提出了两种复辟篡权的阴谋手段:其一,鼓吹禅让制,说什么“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就是说，禅让是顺乎人心的。其用意显然在于迫使秦始皇以禅让的方式，拱手交出政权,即实行宫廷政变，使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重新上台;其二,公开煽动废君，露骨地叫嚣要“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这和吕不韦攻击秦国现实的言论联系起来，其蓄谋发动武装政变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吕不韦为了使复辟的阴谋得逞，还勾结了一些人，在太后的支持下，组成了以他和嫂毒为首的奴隶主复辟集团。缪毒还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诅咒秦始皇很快就要死了,他们要另立国君。-场篡权复辟的阴谋正在有计划地进行。

公元前二三八年四月，秦始皇已二十一岁。他按照传统的规定,离开了国都咸阳,到旧都雍 (今陕西省凤翔) 去行冠礼，以便亲理国政。这件事本身，有力地打击了吕不韦想要“和平”篡权的迷梦。吕不韦和缪毒狗急跳墙，决定乘秦始皇离开国都去雍之机,立即发动武装政变。

秦始皇到雍行冠礼后，住在薪年宫。缪毒在咸阳盗用了秦始皇的御玺和太后的玺，擅自调动部队准备向薪年官发起进攻,图谋杀害秦始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始皇发觉了他们的叛乱阴谋，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镇压了叛乱。缪毒失败后狼狈逃窜,很快就被逮捕归案,他的同党也同时拿获，分别给以罪有应得的制裁。一场预谋的反动武装政变被粉碎了。秦始皇在追查叛乱案件过程中，终于查明这次政变活动事连丞相吕不韦。但考虑到吕不韦手下“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旧的势力盘根错节,十分复杂,要挖掉隐患,彻底根除,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他先在公元前二三七年撤掉了吕不韦的丞相职务,并令其迁到河南。吕不韦在河南仍贼心不死,继续与六国旧贵族往来勾结,图谋借助国外的反动势力再起事变秦始皇感到形势再度严重，于是勒令其全家一律迁蜀。吕不韦意识到再次发动政变的阴谋已经完全败露，复辟的希望已成泡影,便畏罪服毒自杀。

以吕不韦等人为首的奴隶主旧势力的复辟活动，前后经历了十余年。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击败了吕不韦的篡权复辟阴谋,扭转了秦国历史逆转的局面。在秦始皇亲政之前，吕不韦等人专政期间，秦国九年之中没有大的发展;在消灭了这一复辟集团之后，统一事业迅速发展，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即秦始皇亲政后十七年，终于完成了统一六国，建立起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有人认为，如果执行吕不韦的儒家路线,也能够统一中国,那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秦王朝建立的历史表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经历了长期的、极其尖锐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总是要用百倍的仇恨,疯狂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拚死的反扑。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思想斗争。吕不韦尊孔反法，把儒家的反动学说作为他复辟的根据。秦始皇在政治上击败吕不韦之后，任用李斯、尉综等法家,继承和发扬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同时也就把《吕氏春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孔丘之徒、元人陈游颇为伤心地说:“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尽废先王之制，而《吕氏春秋》亦无用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 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注定要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而秦统一六国事业的迅速发展,正是清除了内部的复辟势力之后的结果,历史就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还把历史上政治奸商的阴谋诡计,泰为至宝,把哗众取宠,篡党夺权，看作是“一本万利”，对于偷天换日的卑鄙手法,他更是运用得十分娴熟，居然把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为历史唯物主义;他也是从攻击现实入手,以儒家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为根据，十分恶森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高唱“克已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当作万事中的大事。林彪“克已复礼”,也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马克思指出.“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不仅反动思想本质一致，而且阴谋手段也极其相似!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林彪的复辟阴谋,同样遭到了覆灭的下场。今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剖析吕不韦尊孔反法阴谋篡权的失败，可以提高我们辨别历史上各种思潮和学派的能力，有助于我们识破种种鬼臧伎俩的故伎重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识别和揭露林彪之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诡计,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