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文化

九 文学的美感教育作用

  文学的思想性是文学形象表现出来的意义，所以文学的思想性要和形象性 结合，这没 有问题;而如何真正有机的结合，却不能不说还是问题。因为有种文学作品的形象，为了要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只是按照作者的主观要求来描写，而不是按照客观现实本身的样子来描写的。如剧本中的人物说的话，不是象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那样说他自己的话，而是说作者叫他说的话;不是象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那样做他自己的事，而是做作者叫他做的事。这样的人物形象自然也是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既然表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就有作者赋予它的思想性,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思想性和形象性的结合。不过这样的形象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的反映，既缺乏形象的真实性,也就缺乏形象的典型性,这样的思想性和形象性的结合就显然不是真正的有机的结合。纵然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正确的，也可以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作为文学特征的形象性是不真实的,就不可能发挥文学特有的教育作用。而另一种文学作品的形象，是在作者的思想感情制约之下，按照客观现实本身的样子和规律来描写的。这样描写的形象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也就是恰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如我们曾经引用过《红日》的作者所说的话:“一个作者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图去随意支配人物，作者的意图必须和人物的内心愿望相一致”,就是要“按照生活规律赋给人物以性格,而又根据人物的性格的规律去表现人物”。也就是要让他说自己要说的话，做自己要做的事。这样的形象具体生动、鲜明，并能借此充分地表现它的本质规律,就是典型的形象。这样的典型形象是真实的，而且它的思想性和形象性是真正的有机 地结合着的，它就应该能够发挥文学特有的教育作用。

  高尔基有一段话，谈他少年时代读一部小说时的心情,对我们颇有参考的意义。他的话是说:我记得，我读福罗贝尔的《朴素的心》，是在一个圣灵降临节。傍晚，我爬到杂物间的屋顶上念这本书，因为要躲开那些闹节日闹得混淘淘的人们。我完全被这小说迷住了，简直变了 聋子、变了 瞎子一一一些没有干出了不起的大事、也没有犯什么罪的平平凡凡的女人、厨娘的影子，在我的面前，遮住了闹烘烘的春天的节日。在描写一个厨娘“毫无趣味”的生活的小说中，所说的一些简单的我所听惯了的话，为什么能够使我兴奋到这个田地，我实在难以理会。这里一定藏着不可思议的魔术，有好多次，我想在字行当中找出魔术的秘密，很机械地，象野蛮人所做的一样-一我并不是故意夸张一-把书面向太阳映照着望。

  高尔基的话，主要是说明了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确实具有一种魅力，叫我们读时能够完全沉入在书里面去，而感到非常兴奋、满足，甚至可以说是陶醉。至于为什么有这种魅力，高尔基在当时是想到字里行间去找，以致不自觉的拿书页照着太阳去望。

  高尔基这样的经验，我们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当我们打开一部优美的小说来读时，这小说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中，叫我们遇到一些新的人物，见到一些新的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就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关心，叫我们随着它所描写的情况的进展，对他们愈熟悉、愈了解，愈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快。

  我们试一分析自己的这种经验，首先可以想到文学的这种魅力，是和它的人物和事件描写得非常具体、生动、真实分不开的。正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我们对它就如同自己身边的事实一样不能不对它注意，而且不能不对它发生同情或反感。譬如我们读《三里湾》时，看到王玉生为了计划洗场碳，正在房子里专心一意地做模型、量木板,就是他老婆袁小俊跑进来跟他说了好些话,他还不明白说的是什么而袁小俊原来就讨厌他的“家懒外头勤”，“根本不是个管家的人”,这时正从范登高那里取来了一件红绒衣想问他要钱,看见他并不理她的话,又不答应给她钱时,她就发起威来责骂玉生，以至于两个人打架。我们看到他们这种情形，听到他们的谈话,就不能不关心，不能不引起心理上的反应。当小俊要把玉生的曲尺摔掉时，我们自然要为玉生着急; 就是看到玉生打她一下,也会想到这是小俊活该的。

  《三里湾》里所描写的他们这种情况的叫我们关心，当然首先是由于它的描写是非常之具体而生动,符合于现实生活的现象;同时还是由于它所描写的这种情况表现着现实生活 中的本质的东西,使我们觉得它不仅是表面上真实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如人物的言语行动，既有各个人的口吻，有各个人的作风;同时就表现了各个人的性格,各个人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就表现了各个人的不同的生活倾向,不同的社会关系。具体地说,玉生的专心一意地在计划洗场碳，对小俊和他谈买绒衣的事也没有注意，小俊就责骂他是“连家里穿衣吃饭的事都不管，却能管人家别人的扯淡事”由此夺了他的曲尺，摔掉他的曲尺以至打架。这种情形就具体地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 的矛盾，不同的性格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表现了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规律，也是《三里湾》这部小说的总的主题。现在所说的玉生和小俊吵架的这一生活情景,正是生动地表现了这个主题,也就是生动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客观的必然性，是有典型性的生活情景，也可以说是小说中一个精采的构成部分。我们读它时不仅能够具体地认识农村生活中这种生活景象，给予我们生动的印象;还能够具体地认识不同的人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引起我们的同情或反感;而且更能够具体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性，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也引起我们一些感触，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以致兴奋和愉快。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上的满足、兴奋、愉快之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因此很显然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就是以它所描写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和生活情景，发挥它特有的教育作用。它的典型形象，叫我们得到具体形态的客观真理的认识，同时还叫我们感到精神上一包括理智上和情绪上一-的满足、兴奋和愉快。

  自然，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现实事物不同,引起人的主观的反应也就一定有所不同。如果所描写的现实事物根本是可喜的、可爱的,这种文学作品引起我们精神上的反应也就根本上是愉快的。反之，如果所描写的现实事物根本是可悲的、可恶的，这种文学作品引起我们精神上的反应就是复杂的，也就不单纯是那么愉快的。

  譬如我们读闻捷的《货郎送来了春天》,由于它所描写的维吾尔姑娘们买什物时非常活跃鲜明的情景,就好象色彩艳丽而情调热烈的画幅一样引起了我们的注目。而且由于它写出了维吾尔姑娘们天真的、活泼不羁的风度，愉快的、待人亲切的心情;写出了她们的欢乐的生活气息，追求美好事物的热望等，这就叫我们对它更加关心了。而所描写的这一切情景,又集中地、突出地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当前生活的丰裕、快乐,表现了他们对毛主席的真挚的热爱和崇敬，这就叫我们不得不对它特别的倾心凝神了。我们读这首诗，认识了新的人的风度和其精神,新的生活和其本质，同时叫我们心畅神怡,充满了愉快之情。

  可是我们读《阿Q正传》,心情就有些不同虽然由于阿Q的形象描写得生动、活泼而有力,也是一开始就打动了我们的心，叫我们不得不要了解他的究竟,关心他的命运,要一口气读下去。只是我们看到阿Q挨了赵太爷的耳光也不抗辩，用手摸着左颊退出了赵家，而回到土谷祠后，却想这算是被儿子打了，借以安慰自己的情形;看到他在假洋鬼子拿起哭丧棒大踏步走过来时，便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膊等着，而挨了打之后，倒似乎完成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了的情形;看到他在恋爱事故发生后,失掉了布衫、毡帽、棉被之外,还不得不饿肚子，他要“求食”,只有跳进静修庵后园里拔萝卜的情形;特别是看到他被捕审问时,始终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胡里胡涂的答了口供,胡里胡涂地在口供纸上画了圈，还嫌那圈画得不圆的情形等:我们的心情愈来愈沉重，愈来愈痛苦; 我们多么为他着急又为他伤心，多么恨他又痛 他啊!然而我们在读着读着之间，也愈来愈了解了他整个的人一-从精神到肉体一一都是旧社会谋害了的，原来旧社会就是这样“吃人”的魔鬼! 阿Q这个人物形象正是生动地、鲜明地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客观真理的典型,因此我们读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无限的感触、感动和兴奋,不得不对旧社会愤怒、痛恨而仇视，以至想要起而打毁它。又如毛主席所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的文艺，因此而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作用。

  由此可知，文学的教育作用，显然和科学等的教育作用是不同的。因为优美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典型形象，是由具体感性的现象充分地表现着本质，由生动鲜明的个别性充分地表现着普遍性，于是我们读一部文学作品时，首先是如同接触到现实生活本身一样，对于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现象有具体的认识，且有切身的感受;同时对于它所表现的现实生活的本质也有具体的认识，且有精神上的感动，也就是理智上和情绪上得到满足的兴奋和愉快。文学的这种教育作用和科学等的教育作用的不同,就在于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同时,还能引起主观的亲身的感受和精神上的感动，还能引起理智上和情绪上的满足和兴奋。这正说明优美的文学的所以优美，它的教育作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美感教育作用。

  由于优美的文学作品的美感教育作用，能够这样深切地感动人的心情,有力地影响人的精神,所以它可以怡情悦性，更可以陶情淑性，对于一个人的政治的、道德的品质修养，有很重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