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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笔谈》、北宋著名法家、自然科学家沈括写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晚年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隐居时，用笔记文学的体栽写成，自序称:“予退处林下，时纪一事于笔,谓之笔谈”。全书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原书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类,共六百零九条。它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史料,并且具有鲜明的尊法反儒的倾向。

沈括生活的北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新发展,科学技术也有许多新的进展。《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的光辉成就，记载了劳动人民向自然作斗争的卓越贡献。象“布衣”毕升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术、治理黄河老工人高超关于合龙门墙的三节施工法、匠师喻皓的《木经》及其建筑成就等劳动人民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它都作了详细记载和介绍，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它还记录了沈括本人在天文、历法、物理、医药、音乐、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广博见闻。

它反映了作者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它指出事物的存在是“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其变化“皆有法”，认为今之高原，昔可以为海滨,概括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同时，它体现了作者敢于批判古人、“权威”、“经典”，敢于冲破旧框框的厚今薄古的战斗精神。比如它把当时被奉为经典的《神农本草》，说成是“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并根据实践经验对其中的谬误作了纠正。

它还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指出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封建官吏“唯以受脉为生，往往致富者”，痛斥当时的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他们“懵然愚骸,殆不分救麦”，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梦溪笔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王安石新政的赞颂，还记录了所谓“正史”中没有记载或被歪曲了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事迹，对反动统治集团和孔孟之道都是有力的批判。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该书也记载了些迷信荒诞的故事。但它的主流是好的。对这部著作,我们应邀照毛主席的教导，“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68 页)

《神童诗》和《三字经》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为培养他们的“忠臣”和“孝子”而写的反动小册子。相传一部分是北宋少年儒生汪洗所作，经后代儒生们加以补充而编成的。通篇内容是宣扬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等反动说教

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教诫地主阶级的子弟:“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只要读通儒家书;就可以做不劳而食，不织而衣的“高贵”者。它要地主阶级做父母的必须教子尊孔读经:“遗子满篇金,何如教一经”。目的就是安图使地主阶级专政世世代代传下去，使劳动人民永世不得翻身。

它鼓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缺吃少穿，反动统治阶级根本不允许他们掌握文化和参与政治,那有“田舍郎”能登“天子堂”? 所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无非是鼓励封建地主阶级子弟努力向上爬，同时又诬蔑劳动人民受奴役是因为不“自强”的缘故，这是故意抹煞阶级对立，为他们实行地主阶级专政作辩护。

它宣扬反动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大讲“天子重英豪”“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等等还胡说什么“风云今际会，千古帝王家”。公然认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子弟,应该做“人上人”，永远统治劳动人民，把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说成是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一笔抹煞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客观事实。

它吹嘘“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这表明反动阶级办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维护反动统治的奴才和接班人,要他们对上为封建帝王效忠卖命,对下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充当封建制度的卫道士。

它无耻地夸耀剥削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胡说什么“长安游冶子,日月醉春风”,“倾国姿容别，多开富贵家”，“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等等。对这种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的描写,正是反动统治阶级丑恶面目的自我暴露。

《神童诗》虽不满千字，但浸透着孔孟之道的毒汁，被历代反动派视为至宝。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和《神童诗》同唱一个调子。这也说明了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辨奸论》北宋末南宋初邵伯温冒名的伪作。中心思想是尊儒反法，恶毒攻击王安石变法。邵伯温是北宋道学家邵雍的儿子，很早就追随司马光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大地主顽固派的代言人。

《辨奸论》集中反映了宋大地主阶级敌视王安石变法反对一切社会革新的反动思想。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苦”的鬼话，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的大奸大恶。

《辨奸论》提出了所谓“天地阴阳”之辨;鼓吹天命论。它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天定的，天通过灾异和祥瑞对人间施行赏善罚恶，因此应从“天地阴阳”的变化中,及时辨认社会的治乱兴亡、人事的吉凶善恶。文中又提出所谓“言语容貌”之辨，鼓吹腐朽反动的“骨相学”,诬蔑王安石生来就是一个“坏人”,甚至还提出什么“衣食人情”之辨，宣扬孔孟儒家的腐朽的生活方式，认为在衣食住行上凡是不符合儒家一套规定的，就是“小人”，诬蔑王安石是“不近人情”的“奸邪”，这显然是用腐朽的孔学来攻击王安石，从而取消他的变法。

《辨奸论》采用的手法，是极端卑鄙恶劣的。它对王安石的攻击和诬蔑;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中伤。这充分表明了反动没落阶级不敢正视现实;只能靠造谣过日子。

《辨奸论》一出笼就得到宋朝大地主顽固派的拍手称赞朱熹在他编著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中，对王安石的攻击完全抄自《辨奸论》。元朝脱脱等编《宋史》中有关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的叙述又照抄朱熹的编著。历代反动派都是这样重复《辨奸论》的滥调来攻击王安石，攻击革新人士。叛徒、卖国贼林彪无耻吹捧《辨奸论》把这篇黑文作为他搞阴谋 搞政变的理论依据，证明他和历代反动派是一丘之貉。《四书章句集注》大1南宋儒家主要代表朱熹的主要著作。宋朝以后历代反动派将它奉为孔孟之道的标准答案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并明令规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

朱衰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反动理学家。《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是他绞尽脑汁炮制出来的。他先收集各家、主要是他以前理学家对“四书”的注解，从中选出他认为有用的部分,编为“精义”;再从“精义”中选出他认为精粹的部分，编成“集注”,并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他的反动思想。在《大学》、《中庸》方面,他收集的注解较少,因此不叫“集注”,称“章句”。名日分章断句,实际上他对这两本著作的议论最多《集注》的中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把精神性的理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封建的“三纲五常”和人的本性是天理派生出来的。但由于“人欲”作怪，存在于社会和人性中的“天理”往往受到蒙蔽和破坏。因此，他常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人欲”,完全是以“礼”来划分的。《集注》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也。” 就是说，“礼”是“天理”的规定。因此，合于“礼”的就是“天理”，不合“礼”的便是“人欲”。《集注》明确地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克已复礼”的开端和首要任务，认为只要在这上头狠下工夫，就能达到“胜私欲而复于礼”。这在当时来说，就是要消灭正在兴起的农民起义，消除王安石以来的变法思想，以维护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统治。

《集注》突出地宣扬“中庸之道”。在宋朝以前，《中庸》不过是《礼记》中一篇。朱熹看中了《中庸》的思想有利于大地主阶级搞复辟倒退，把它专门抽出列为“四书”。《集注》解释“中”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为“不易”,即“不变”。所以中庸之道就是反对所谓“过分”，反对一切变革。《集注》认为中庸之道是人人必须遵循的永恒的真理。它引二程(程颖、程颐)的话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其实这是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正道”和“定理”，是他们的骗人之道、杀人之道。

《集注》从唯心主义的理气论出发,大肆鼓吹“性即理”。它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在人身上，“理”表现为性,即仁、义、礼、智、信等五种道德品质，“气”表现为形体。“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但人与人在气禀上则有根本差别“气禀”清明，性能充分体现出来，就成为天生的“上智”;“气禀"混浊，性得不到体现，就成为天生的“下愚”。《集注》还胡说“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气禀”清明的“上智”，“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天生就有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这就充分表明了《集注》是为大地主阶级顾固派的反动统治作辩护。

《集注》还宣扬孔孟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朱熹认为自孟轲死后，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不是前进，而是象一间破房子，工件破衣服那样，一天天地坏下去，“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他在《集注》中同样哀叹;“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道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这种反动的历史观，是一切反动派在政治上反对社会变革、坚持复古倒退路线的重要理论基础。

《集注》在封建社会后期系统地发挥了孔孟之道。它所提供的“修已治人之方”,受到了宋以后历代反动派的高度重视元朝统治者规定科举考试，“用朱氏章句集注”。清朝，在封建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效言”的局面。近代的反动派，从曾国藩、袁世凯到蒋介石，莫不把《集注》奉为至宝，作为尊孔、卖国的理论依据。叛徒、卖国贼林彪还从中拼凑了“四书集句”，充分暴露出他极端反动的世界观和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三字经》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忠臣和“孝子”，即培养他们的奴才和接班人而编写的一本反动小册子。相传是宋末礼部尚书王应麟所编，后代的反动儒家又多次加以修改和补充,流毒很广。

《三字经》虽只有一千多字，但内容却包括了孔孟之道的反动哲学观、历史观、教育观、道德观等方面,从人性论到天命论;从孝梯到三纲五常，从四书六经到甘二史，从三皇、唐虞到明清王朝,无所不包,大放其毒。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吹捧它“天人包括在其中”，只要熟读它，就可以“子史经书一贯通”充分说明它是一本反动的黑书。

它大肆宣扬剥削阶级的人性论。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并挖空心思地用“香(黄香)九龄，能温席”，“融(孔融)四岁,能让梨”来证明“善”是天赋予人的本性这个“善”就是“孝梯”之道。它鼓吹“性善论”，无非是要说明地主阶级的人性是最合理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它还大肆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叫嚷“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即臣要忠君，子要孝父，妻要从夫，还叫嚷:“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可紊”，即这些道德信条人人都要遵守。它把这些伦理观念,说成是象“天地人日月星”一样，自古俱有，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统治。

它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正义战争怀着刻骨仇恨，特别是一些经过增补的《三字经》，恶毒地咒骂农民起义是“寇如林，李闯叛，神器焚”;诬春秋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正义战争是“逞干戈”，特别是攻击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兼并”。充分暴露出它鼓吹的是一条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

它竭力鼓吹“尊孔读经”。宣扬“人遗子,金满藏,我教子惟一经”，特别推崇“昔孟母，择邻处”的故事。还罗列了一批所谓“披蒲编，削竹简”;“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等“发奋读书”的事例,用来教育地主阶级的子弟埋头读书,以便达到“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的目的。这与孔丘的“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 等反动谬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字经》渗透着孔孟之道的毒汁，几百年来反动统治阶餐都把它视为至宝。但是，广大劳动人民深知《三字经》是骗

人经,孔孟之道是害人道。很多地方流传着“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念"之类的民谣，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孔孟之道的憋视和反扰。狠批《三宇经》中宣扬的孔孟之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

《传习录》.下明朝儒家主要代表王守仁的讲学和书信辑录。最早本只有讲学语录的一部分,于一五一八年出版:今本分为上、中、下三卷,于一五五六年出版。更猜人

《传习录》集中地反映了王守仁对宋朝陆九渊“心学”的继承和发展。为了适应维护地主阶级反动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他根据陆九渊所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进一步加以发挥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在他看来，离开心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和理。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夫便是。”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列宁在批判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时指出;“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列宁选集》第二卷36页)这话也完全适用于批判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学”。

《传习录》反复宣扬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反动说教。王守仁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他强调“天理”就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心与理是合一的,事物的“天理”不需要到心外去求，只要在内心下功夫，就能“致良知”。他反对宋朝儒家主要代表朱意把心与理分开，认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他的“知行合一”说与“致良知”说是紧密相联的，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在他看来，“知”和“行”都是内心的东西，所以只要“求理于吾心”，两者就自然合一了。他强调人心固有的“良知”，是人的言行准则，只有老老实实地依着做去，才能掌握“格物”的真诀，达到“致知”的实功。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胡言。

《传习录》贯穿着一条尊儒反法的黑线。书中对顽固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老二大肆吹捧,说他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的“圣人”，“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二理会”。王守仁自称是“孔门嫡传”用“心学”来解释和宣扬孔学。例如,他对“大学之道”即对“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解释，就是用“修已”来解释“明明德”，用“安百姓”来解释“亲民”，用“心之本体”来解释“至善”;而所谓“正于至善”,就是“修己”要修炼到“至精至一处”，即完全合乎“天理”的地步。这说明反动腐朽的地主阶级，如果不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就一天也过不下去。另一方面，《传习录》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却大肆攻击,诬蔑法家的学说是霸术邪说;胡说苟况“言固多病”;攻击秦始皇的焚书“是出于私意”,并叫嚷什么，“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娼，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这就充分暴露出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地主阶级顽固派王守仁的反动面目。

《传习录》所宣扬的“心学”表面上虽和朱熹的“理学”(亦称“道学”有所不同，但这只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正如列宁批判马赫派时所说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列宁选集》第二卷279页)他们的反动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

《女儿经》地主阶级用孔孟之道来束缚和毒害妇女的反动小册子。据称最初是明朝的儒家根据东汉班昭的《女诚》写成的，以后明、清的一些儒家又作过多次补充,有多种版本,流毒很广。

被称为“闺门训”的《女儿经》,全文一千多字，主要是宣扬“三从四德”，为封建统治的四条极大绳索中的“夫权”进行说教。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早已宣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对妇女极端鄙视。西汉儒家的主要代表董仲舒发挥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在所谓“三纲”中明确规定了“夫为妻纲”,主张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三从四德”就是“夫为妻纲”的具体化。所谓“三从”，就是要求每一个女子“在家从父”，“嫁出从夫”，“夫死从子”，所谓“四德”，就是向妇女提出“德”(礼义廉耻)、“容”(容貌端庄)“言”(言语得体)“工”(针线烹任等工艺)这四条所谓“妇德”的要求。这是封建宗法制度加在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

《女儿经》还宣扬孔孟的孝道和人性论,鼓吹中庸之道,据阶级调和。说什么“天样大,父母恩，须要竭力孝双亲”“大伯伯,二叔叔,都是自己的亲骨肉”。还说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人家的是非我不管”，“贤惠便是家中宝”，要妇女服服帖帖受摆布，无权过问任何事情。为了反对寡妇再嫁，便宣扬什么“慕贞洁，美玉无瑕谁不悦，古时烈女善持身，一片心肠坚似铁”。为了不准妇女“轻走出房门”，“听张还听李”,便赤裸裸地主张“裹了足”、“穿了耳”，对妇女进行肉体摧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指出，那些宣扬“仁义道德”的书,实际上“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批判《女儿经》。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拾出《女儿经》来，束缚妇女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叫喊什么“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就是想把“节”、“孝”等柳锁重新套在妇女的脖子上。总之，都是安图阻止劳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毛主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这是对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肯定了广大劳动妇女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焚书》明朝著名法家李资的重要著作。它包括书答、杂述,读史、短文、诗等，共六卷。李资估计这书会遭到反动统治者“焚而弃之”,所以书名定为《焚书》。明、清的反动统治者，一直把《焚书》列为禁书,曾几次加以焚毁。

《焚书》对孔孟之道进行猛烈的批判，把反动统治阶级所谓“圣人”孔丘斥为“不学无术”的大草包。它针对朱熹所叫嚷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辛辣地讽刺说，难道生在孔丘以前的人,白天都是点了蜡烛走路的吗?它把《六经》《论语》《孟子》看作是一批“迂阔门徒，懵懂弟子”随笔记录老师的说教，“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经”。所谓“圣人之言”,不过是随便开个药方，救救这批“门徒”、“弟子”的“迂阔”、“懵懂”之病而已，绝对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

《焚书》还深刻地揭露了道学家两面派的虚伪面目。认为这些家伙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富贵”,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伪君子。

《焚书》还从理论上批判了当时理学家所提出的“天下只有一个理”的唯心主义“安言”，指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阴阳二气”所构成的，因而在“气”之先，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精神实体“理”的存在。另外他还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驳斥道学家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的谬论。

《焚书》冲破封建旧礼教,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提出了人可以有男女之分，但见识不能以男女来分;见识有长短之分，但与男女之分无关。这对当时宣扬的封建礼教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焚书》还反对迷信“圣人”,认为“圣人与凡人-” ;特别反对迷信孔丘，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作者还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作为是非的标准。这对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反对封建思想有一定影响。

由于作者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书中还存有唯心主义的思想杂质，如说“自在菩萨智观照到无所得之彼岸”，承认有所谓彼岸的世界;还说“诸相总是吾真心中一点物”，把心说成是物相的根源等。但是，《焚书》仍不失为一部批孔反儒的重要著作,在儒法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书评》六，明末著名法家李贽批判孔孟之道的重要著作。《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评》摘录《四书》的主要章节加以评论。历来反动统治阶级及儒生对《四书》只用注、疏、沽、解、训和释，而李贽却一反传统，把《四书》贬为“碑官小说”“野史国乘”,大胆地对“圣人”“圣经”进行抨击、讽刺、嘲弄。

在《四书评》里,李贽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祖师爷孔丘他嘲笑孔丘这个所谓“大圣人”,所不同的是“唯酒无量，不及乱”,“其余都和大众一般”，揭露和斥责孔丘的卑劣手段足与山鬼较量，“山鬼之伎俩无限,而老僧之伎俩无穷也”。他认为孔丘完全是个没有学问的大草包。他对自称是孔丘的继承者的孟轲也给以尖锐批判，说孟轲与人辩论时，根本不讲道理，不是“相骂一场”,就是设“圈套”诱骗人。

在《四书评》里，李资深刻地批判了孔丘“克已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抓住孔丘宣扬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用“都是实话”几个字点明孔丘是个地地道道的复古者。针对反动理学家朱熹无耻吹捧孔丘这话是“其辞之谦也”，他用“何曰谦词”进行反驳，并且还揭露孔丘到处兜售“克已复礼”,到处碰壁，“不得其所极矣”逃哲

在《四书评》里，李费还批判了孔丘的唯心史观。针对孔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的谬论,他驳斥说，“正要他移,不移是病,移便是药”。并指出:“从来君子不如野人”，赞扬“百工”“成其事者比比”,讽刺“君子”学以致其道者几人哉?他还揭露了“仁”的虚伪性，说孔丘的“慈悲”就是“一头骂，一头打”。总之,在李贽看来,孔孟之道、四书、六经，本无深意，决不应把它看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在《四书评》里，李资还揭露了当时做官的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伪道学家是一伙只会说大话，为了发财什么事都肯干的“无耻”之徒。讽刺儒者中偷鸡摸狗的“无所不有”。

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李贽没有也不可能对《四书》进行彻底的批判。甚至在有些评语中还把孔孟的言论称为“万古经纶”、“千古至言”。但在当时面对恶浪滚滚的尊孔逆流李贽敢于以“头可断身不可辱”的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进行“非圣非经”,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读通鉴论》明末清初法家王夫之的重要史 论著作之一,是他晚年批判地研究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写成的。书中论述了从秦王朝到五代的历史，共三十卷。

王夫之想通过此书,探索“古今上下治乱得失之故”，总结历史经验，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作者还提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世之务”，“述往以为来者师”，这样才可以“为治之资”,为“当世”的政治斗争服务。

《读通鉴论》提出了进步的“理势统一”的历史观。“势”是指历史事变发展的具体过程，“理”则是指这个客观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他认为历史的进化、发展是“势”之所趋，“理"之必然，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是“趋时更新”不断发展的,陈旧的社会制度腐败到了极点，必然要变革，由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穷则必变”、“势在必革”，这是“理不可违”的必然规律。因此他提倡革新,反对守旧，主张“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

《读通鉴论》肯定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反对分裂割据的分封制。书中充分地论述了古代分封制过渡到郡县制乃是“势之必然”,认为“三代”分封制是“万国”裂土并立，各自为国，“暴君横取”“生民困极”的时代;而“郡县之天下，以四海为家”,有统一的政权和法令，“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比之分封制要优越得多。作者热情地赞扬了秦始皇变“封建(分封制)之天下”为“郡县之天下”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也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的。该书还进一步指出历史决不会倒退的,断言“封建(分封制)之不可复也,势也”。认为把“三代”的分封制施之后世，“其贻害之无穷矣”。书中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阐明这个问题。例如汉初分封同姓王,留下祸根，而遭“七国、衡山、淮南之祸”,晋司马氏“欲反古”，招致“五胡之乱”;北魏“割地以封功臣”而亡国，北周效“三代之制”而灭国等等。他痛斥那些“循三代之制”要恢复分封制的复古主义者,都是“祸国殃民”“贼民病国”的家伙，他们势必“为天下戮”“为天下侮”,没有好下场。

《读通鉴论》对儒家的反动历史观作了有力的否定，批判了“奉天法古”和“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的历史倒退论，否定了“终古不易”的历史不变论，批驳了“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等等。

《读通鉴论》对于那些坚持社会变革的法家人物皆给以肯定的评价，他认为西汉晁错主张削藩、反对匈奴是“伟矣”O他称赞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立场是正确的，指出当时儒家文学、贤良主张盐铁私营,表面上“为民”,实际上“割利以援之豪民大贾”;他说曹操是适应了“穷则必变之一大机会” 的英雄;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勿庸争也”的正确理论等等，这都麦现了王夫之尊法反儒的鲜明立场。

恩格斯在评论旧唯物主义时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4页)王夫之也不例外，他不懂得人民群众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因而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从地主阶级立场和英雄史观出发的。

《秦政记》《秦献记》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章太炎写的两篇重要史论文章，它有力驳斥了历代反动派对秦始皇的恶毒攻击,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坚持统一、坚持前进的历史功绩。

《秦政记》重点论述了秦始皇坚持“法治”的功绩。

它肯定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认为，正是由于秦始皇实行“贵擅于一人”的“独制”,坚决废除“裂土分侯”的分封制，又采取韩非“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主张,任用了李斯、蒙恬等“功臣良吏”，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所以“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它从法治的高度来论述“公正”，把严格依法而行的称为“公正”。他虽不懂得公正的阶级性，但在当时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见解。

它认为秦始皇比负有盛誉的汉文帝、汉武帝都更贤明。称赞他赏罚分明，执法严峻，“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但从来“不妄诛一吏”。

角它对秦亡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主要原因是六国旧贵族仍“散处闯巷之间”,时刻企图“欲复其宗庙”;也由于继承者胡亥昏庸无能，没能继续推行秦始皇制定的路线。他批评贾谊在《过秦论》中错误地抨击秦始皇，“可谓短识矣”。

《秦献记》重点论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功绩。

它强调指出;焚烧儒家的书是商鞅变法的继续，是尊“新王”的革命措施。焚书不始于李斯，商鞅早已把《诗》《书》《礼》《乐》称之为“六虱”，要销毁它们。秦始皇、李斯只是比以前“诸王”更深刻地认识到反动儒生的阴谋活动及其危害。所以“请杂烧以绝其源”，并把烧书范围扩大到六国。它的结论是;“不熠“六艺’，不足以尊新王”，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和进步性。

它用大量确凿事实驳斥了所谓“焚书坑儒”是“毁灭文化”的攻击。它指出,秦始皇“坑儒”完全是以卢生为首的反动儒生挑起的，秦始皇因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才责令他们互相揭发,加以镇压，这只是“兴于一时”的措施,决不是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秦政记》中也很有见解地的指出;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事实上，秦始皇重视文化超过历代君主(“好文过于余主”)。秦始皇对《秦记》《史篇》和有关医药、农业等方面的书一概不烧,对那些守法的儒生也一概不杀，他们照常“优游论著”。可见，所谓“毁灭文化”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和诽谤。

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在当时的反复辟斗争中起了进步作用,这是主要的。但是,他看不到秦始皇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不够彻底，看不到秦始皇轻信赵高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同时,他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也认识不足;还流露出英雄史观的偏见。这都是由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章太炎晚年转向颓废、倒退，成为尊孔读经的反面人物，这说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可能彻底批孔反儒，而且还有开倒车的危险。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对历史发展和历史人物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评价,彻底战胜孔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