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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西汉中期儒家主要代表、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共十七卷，八十二篇。这是一部尊儒反法的反动著作,它以注解儒家经典《春秋》的形式,大肆吹捧和发挥孔孟之道。它把传说为孔丘修订的编年史《春秋》说成是一切道理的根本(“义出于经,经传大本”),是按照天意写出了做新王的道理(“应天作新王之事”)。它反复宣扬贯穿于《春秋》的一条“奉天而法古”的反动路线(“《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并把孔孟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方士神术糅合在一起,炮制出一套神学唯心主义反动体系,作为“奉天而法古”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

《春秋繁露》竭力攻击法家路线，鼓吹儒家路线。它宣称“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不任德而任力”指法家的耕战政策)是《春秋》最厌恶的。它认为一切“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公开鼓吹“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要赞扬复古，效法先王，反对社会变革。它主张“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国立君”,重新恢复分封制。它还大肆宣扬儒家的仁义、礼乐等反动思想，提出要以“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 来“化民”。

《春秋繁露》鼓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树立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王权,压制人民反抗大造舆论。它宣称，“天”是宇宙最高的主宰，是“万物之祖” ，“百神之大君”。“天”有人格,有意志，不仅有目的地安排了自然界的四时变化、万物生长,决定人世间的治乱兴衰，朝代更迭，而且还安排了君主来统治人民，“王者,天之所予也” ，“天子受命于天” ,君权是神授”的。天人之间可以感应，人间如有违背或顺应天意的事,天会发出灾异或祥瑞现象,以表示“谴告”、惩罚或奖励。

《春秋繁露》提出反动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社会压迫剥削关系神圣化。它胡说“天”按照自己的构造来创造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从生理结构到道德品质都是天赋的。天赋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僧之性”),性“善”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而劳动人民只能被统治。

《春秋繁露》还把神学世界观运用到社会伦理道德上，鼓吹“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即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的主从关系。等级尊卑关系是“天”所规定下来的。它在君权、族权、夫权之上又加上了神权，从而编织出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春秋繁露》和董仲舒整个反动思想体系一样，是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反映，是儒家路线向法家路线的猖狂反扑的表现。但当时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董仲舒的这套谬论实际上未能得逞,直到汉元帝以后,它的反动地位才越来越被抬高,反动影响也越来越大。

《盐铁论》是一部反映西汉中期儒法斗争的重要著作。汉宣帝时,由桓宽根据公元前八十一年(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分十卷六十篇。前四十一篇是儒法两家在会上的正式辩论，从四十二到五十九篇是会后的继续辩论，最后一篇《杂论》是这书的跋。

盐铁会议,是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斗争双方的代表，一边是坚持法家路线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坚持儒家路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自己没有出场，纠集了六十多个反动儒生做炮筒子。《盐铁论》的编者桓宽，虽然明显倾向儒家，但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双方争论的主要内容。

与会的反动儒生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盐铁官营“与民争利”,破坏了农业生产，是“民间”一大“疾苦”，公开叫嚣要“罢盐铁、退权利”。桑弘羊敏锐地觉察到，他们虽然攻击的是经济政策,但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桑弘羊公开阐明“开本末之途”(使农、工、商业都得到发展)的主张及盐铁官营能增加财政收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有益于国”的道理;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罢盐铁、退权利”只能有利于大工商奴隶主“一家”而“害百家”，使他们凭借经济实力，“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而盐铁官营正是削弱割据叛乱的经济基础，具有“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 的重大政治意义。

坚持抗击匈奴侵略同鼓吹投降主义的论争，是《盐铁论》反映的另一重要内容。反动儒生们以“贵以德而贱用兵”作为他们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他们抹杀战争性质，攻击汉武帝抗击匈奴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鼓吹“抗战亡国”和“领土无用”的谬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抛出罢兵休战，“两主好合”的投降主张。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反驳这种卖国投降的反动谬论，指出抗击匈奴侵略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对“贪侵”成性，“百约百叛”的敌人讲仁义道德是“危亡之道”。桑弘羊还阐明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 的备战思想,坚持屯边政策,捍卫了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正确路线。《盐铁论》还反映了倡导进步革新和宣扬复古倒退两种世界观的论争。反动儒生们公开打出“复往古之道” 的黑旗，叫嚷“法三王”、“法周公”、“法孔子”,是“百世不易之道” ,把夏、商、周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当作万古不变之“道”,甚至提出要“分土井田”，复辟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从这种反动的历史观出发，他们又竭力攻击变法革新的法家人物，从吴起、商鞅一直骂到韩非、秦始皇。桑弘羊和他们针锋相对，坚持“因时而行”、“异时各有所施” 的进步历史观。他指出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政治措施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他高度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肯定“焚书坑儒”是必要的革命措施;热情赞扬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同时还痛斥反动儒生们“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是一帮“桎梏于旧术”、“道古以害今” 的反动派。

从《盐铁论》中还可看出桑弘羊对孔孟之徒是十分蔑视的,他当面斥责反动儒生们是“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寄生虫。这伙人“洁言污行”、“内贪外矜”,是一帮“奸利残忍”的“穿逾之盗”(挖壁翻墙的盗贼)，自古以来就是祸害;并把矛头直指孔丘，痛斥孔丘是一个“强(顽)”“贪”“愚”、“耻” 四者兼备的反动政客，充分显示了法家的战斗风格。《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逝》和《白虎通德论》。白虎观是东汉皇帝和儒生在洛阳北宫讲学的地方，白虎观会议是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召开的一次研究注释儒家经书的会议，也是一次尊孔复礼的宗教神学会议。东汉班固揽集的《白虎通义》则是这次会议的书面总结，成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尊孔的一部法典。

《白虎通义》宣扬的中心内容是尊孔复礼。它不仅把孔丘神化为天生的无所不通的圣人，还说孔丘写的经书是受天之命而作的。又进一步荒唐地说孔丘制作经书的目的是专为汉帝立法的,立法就是“复礼”。它给“礼”的解释是:“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侯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认为有“礼”,才能有贵贱,有亲疏,有长幼;有“礼”,才能“王道得”。可见，《白虎通义》的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和巩固被赤眉、绿林农民起义打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

《白虎通义》“复礼”的理论根据是从孔丘到董仲舒一脉相传的“天命论”或“天人合一”说。这一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贯串在全书中。它胡说天是“居高理下”的能支配人间一切的神，给地上的封建王权披上一层天上的神权外衣。它把儒家经学同阴阳五行和谶纬神学糅合一起，用儒家唯心主义神学世界观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把封建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成了一部反动的封建法典。

《白虎通义》“复礼”的基本内容是所谓“三纲”、“六纪”“三纲”思想在孔丘“正名”学说中已经有了。董仲舒用“阳尊阴卑”的神学,进一步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白虎通义》则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贝、师长、朋友”。这些关系也和“三纲”一样，都是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白虎通义》解释纲纪说:“何谓纲纪? 纲者张也，纪者礼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礼,所以张上下、整齐人道也。”就是说，“纲纪”是统治国家的工具,是束缚人民的网罗。《白虎通义》还根据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提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四方上下)”的谬论，胡说“天道莫不成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这样,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六纪”，就被说成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了。

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六-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二卷本31页《白虎通义》把孔丘、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反动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把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这四条极大的绳索拉得更紧了。《白虎通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赤眉、绿林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之后，日趋保守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向广大农民在思想上反攻倒算的产物，是西汉以来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的继续和发展。《白虎通义》提出的反动思想不仅适应了东汉大地主阶级的需要，而且也适应了汉代以后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需要。深入揭露和批判《白虎通义》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的认识。

东汉前期法家主要代表、杰出的唯物主义《论衡》者王充的著作。全书共八十五篇。这是一部尊法反儒，宣传无神论的战斗檄文。它向反动儒家和谶纬迷信展开猛烈进攻,把矛头直指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的战斗口号，充分表现了王充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坚持革新、前进的观点，反对历史倒退论，这是《论衡》的鲜明特点。书中针对西汉儒家主要代表董仲舒“奉天而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叫嚣，列举古代人“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衣禽兽之皮”,后世人却“饮井食粟”,有“宫室”“布帛之饰”等事实，说明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它还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将汉朝和周朝作了比较，充分肯定“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有力地反击了复古倒退的谬论。它还热情赞扬法家人物，如叙述了法家先驱少正卯在鲁国倡导革新、聚众讲学的盛况;高度评价了商鞅“为秦开帝业”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作用，并据理驳斥了攻击这一革命行动的人是“不审婚书之实”。

《问孔》、《刺孟》是《论衡》一书中最有光辉的篇章。它以孔孟的代表作《论语》、《孟子》为靶子，抓住孔孟言行中大量“相违”、“相伐”的事实，从逻辑上指出孔孟的叙述漏洞百出。它尖锐地揭露了“天命论”及“仁义道德”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大胆斥责孔丘为人是“佞”、“鄙”“浊”,孟轲讲的尽是些骗人的“浮淫之语”。这种尖锐的批判，对以后的进步思想家批判孔孟之道，起了很大的影响。

《论衡》总结了汉朝自然科学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力地驳斥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它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天地间的万物是由“元气”交感变化而产生的。“天道,自然也,无为”,万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根本不是神的创造和安排。书中还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地震、雷雨等自然现象,从而驳斥了儒家宣扬天能显“灵”,降灾于人的“谴告”谬说。它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所谓“雷为天怒”等说法,都是“虚妄之语”。它还进一步从政治上揭露,这种所谓谴告之言”,是儒家在“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疑时至”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衰乱之语” 是社会乱、危机加深的反映。书中还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著名论断，指出精神是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从而否定了鬼神的存在。

《论衡》还以“学之乃知”，“不问”则“不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它认为，人的知识必须通过感官接触外界才能获得，“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它还指出,判断事物的是非,不能单靠耳目等感觉器官，还必须经过头脑的思考，“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才能“意而得之”。它强调通过“效证”来检验是非，“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世界上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那个是“生知”的。“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有之也”"。

但是《论衡》的反儒思想是不彻底的,它未能从法治还是礼治这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反孔、批儒，并没有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有些地方还受儒家“德治”的影响;对法家著名代表秦始皇和韩非不能正确评价。在哲学上，它从天道自然观中得出“自然命定”的错误结论，并且把社会人事也说成是受自然命运支配的，这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