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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战国末期著名唯物主义者、杰出法家荀况的著作。它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行将崩溃、封建社会即将形成的前夜，荀况同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路线进行斗争的情 况《荀子》一书是后人所编。据历史记载，荀况的著作在汉初流传的有三百二十一篇,现存三十二篇。

《荀子》集中反映了荀况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思想。荀况认为“法者，治之端也”。他虽也讲到“礼”，但对“礼”作了新解释,赋予封建等级制的内容。他说礼的作用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剥夺奴隶主贵族的财产和权力,按照地主阶级的利益,进行再分配。这和孔丘复辟奴隶制的周礼,有着本质区别。他又提出“尚贤使能”“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根据这个原则，“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破格提拔有才干的人，坚决罢免无能的“蠢才”卿相士大夫可以降为庶人(平民)，“庶人”可以成为卿相士大夫。他积极宣传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全中国的思想。认为“二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统一天下是人心所向。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儒家主张的“世卿世禄”和分裂割据的复辟路线。《荀子》批判孟轲的“法先王",提出“法后王”指出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一代胜过一代。他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察然者矣,后王是也”。况称颂确立了法治的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秦国的威力比商汤、周武王统治的国家强，国土比舜、禹统治的国家大;地主阶级的后王，超过了奴隶主阶级的先王。“法不贰后王”,“法贰后王谓之不雅”,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如果背离后王，就要走上邪道。他说;“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对用“才能”“德行”搞倒退复辟的人，要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他一针见血地揭露孟轲“法先王”的反动实质，是“呼先王以欺愚者”，其目的在于“乱世”，即“乱”新兴地主阶级的“世”，复辟奴隶制专政。在“法先王”盛行的战国末期,况敢于针锋相对地提出“法后王”的鲜明口号，是他的一大功绩。

《荀子》突出地反映了荀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荷况反对天命论，主张“制天命”。认为“天有常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就是自然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同社会的乱治、人间的富贵贫贱和吉凶福祸，没有必然联系。他反对孟轲的“天人合一”,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要把“天”和“社会的人”分清，认为“天命”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袄(妖)”,即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还进一步提出“戴天”“制天命而用之” 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这充分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荀况关于“天的唯物主义观点，有力地批驳了唯心主义天命论,否定了儒家鼓吹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畏天命”“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反动说教。《荀子》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主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人有感觉器官(“天官”)和思想器官(“天君”)，并强调行的重要作用。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有力地批判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荀子》阐述了荀况的经济思想。荀况反对奴隶制的“并田制”,主张“农分田而耕” ，“相地而衰征”,按照田地质量好坏征收赋税。提出“务本事”,“省工贾,众农夫”，“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农业生产是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只有减少搞工商的人,增加农业生产的人，不随便调用农业劳动力，不违背农时，这样国家才能富强。

《荀子》反映了荀况的法家教育思想,反对儒家的“以礼为教”,主张“法教”,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理论、著作为主要教育内容。他提出培养新兴地主阶级的人才，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要“敬其宝”，“除其妖”。在教育方法上，他反对孔孟的闭门修养,主张在读书中注意接触实际，重视“行”的作用，认为要获得知识，必须与事物接触，“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他还强调教育者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把正确批评自己的人，当作老师。这都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儒家的反动教育思想,是对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

《荀子》一书还阐述了荀况关于音乐、文学、军事、水利等方面的思想。《荀子》从理论上对以孟轲为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进行了一次总清算，是对先秦唯物主义的一次总结.进一步为法家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作了理论准备。《荀子》一书对以后进步思想家有着重要影响。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书中把帝王统治人民和等级制度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他的“性恶论”在反对孟轲的“性善论”方面虽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抽掉了阶级性,同样也是唯心主义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书中没有指名批判孔丘,有的地方还保留了儒家思想的痕迹。

《韩非子》战国时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韩非的著作。它是一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艰难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全书共五十五篇，代表作有《五囊》《孤愤》《说疑》《显学》《忠孝》《定法》等篇。

《韩非子》宣扬法家的进化历史观。它在论述历史的发展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等几个阶段。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代胜过一代。强调政治制度必须顺应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遵循古道，不墨守成规。他以“法后王”批判儒家的“法先王”。指出儒家要“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象守株待兔,愚蠢可笑。《韩非子》系统地反映了韩非的法治理论。韩非总结了以往法家的经验,主张法、术、势相结合,把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法”指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和法令“术”指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势”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韩非认为三者不可缺一,其中最根本的是“法”，“术”和“势”是保证实行“法”的必要条件。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就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真正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政治事务分给四方臣子官吏去做,主要权力集中在以君王为代表的中央手里;国君掌握了主要权柄，四方的臣子官吏都会来效力。韩非强调法治是新兴的封建国家治国的根本。“一民之轨,莫如法”“奉法者强则国强”，法可以统一百姓的思想和行动，使国家强大有力。他依据法治原则分清是非功过，做到赏罚分明“使法择人”，“使法量功”,因能授官,量功授爵;挑选官吏“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官吏要“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儒之所至，孔丘也”。这在先秦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卡人。他严厉斥责儒家“以文乱法”，即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来扰乱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出“以法为教”，“以更为师”“废先王之教”，禁止儒家的反动学说。这些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的礼治,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分裂和复辟活动。

《韩非子》对法家的耕战思想，作了新的发展。它不仅强调“富国以农，距敌恃卒”;并且提出“当今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要“以力得富，以事致贵”。新兴地主阶级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耕战,就可以国富兵强;要“尽其地力,以多积”，“去草生粟”,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开垦荒地，增加生产。主张“强兵”政策，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战争去打败奴隶主阶级，改变分裂割据局面,实行中国的统一。强调以实际耕战的功过作为赏罚标准。批判空谈仁义,把不务耕战的反动儒家,看成是必须除掉的社会蛀虫。韩非的耕战政策，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削弱和摧毁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世袭特权和经济基础。

《韩非子》阐明了韩非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韩非否定天命鬼神，主张崇尚人力。说:“事鬼神,信卜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迷信鬼神是国家衰亡的象征。“乱弱者亡”“治强者王”，国家的兴亡决定于力量的强弱，与天命鬼神无关。韩非认为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有规律的。“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只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没有不成功的。并提出“参验”的思想，认识、言论都要以行动的实效作为检验标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概念是否符合事物，这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言论是否正确，要以效果来检验。他把参验贯彻到政治上，要求把实效作为用人标准，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还说“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冰炭、寒暑、法家理论和儒家谬论是矛盾对立的，推行新兴地主阶级法治的法家同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当权重臣是势不两立的。他还提出治乱、成败、功过、赏罚、难易、爱憎、强弱等等，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韩非子》集中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坚持前进、实行变革的政治思想理论。因此,秦始皇看到韩非的《五蠢》、《孤愤》等#作时,十分赞赏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秦始皇完成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伟大业绩，是与“行韩非之说”紧密相关的。《韩非子》在万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对后来的进步思想家都有一定的影响。但书中没有批判奴隶主的等级制度，宣扬英雄史观，把推行法治寄托在君王身上,轻视和污蔑劳动人民，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所以他感到很孤立。这些都是由于韩非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但《韩非子》一书的主流是反映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这是主要的。

《礼记》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鼓吹“礼治”的一部反动著作。

“礼”是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和礼节仪式。礼有“文”有“义”，“文”是奴隶主在什么场合行什么礼的规定，“义”是对"文”的理论说明。西周时期，礼本来只有“文”,没有“义”。孔丘为挽救“礼崩”，才开始给“礼”作说明，后来儒生又继续对“礼”作出更多的说明。西汉时，反动儒生戴德把这些说明和论证整理删定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稍后戴圣又把大戴礼记》删定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过去列入《十三经》的,就是这部《小戴礼记》。

《礼记》从天命论出发,鼓吹“礼本于天”,并且是不可以改变的。它说，“礼必本于天，被(音,通效)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并且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即天地之理不变，“礼”也不变。这显然是为了宣扬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是永世不变的。

《礼记》鼓吹“礼”是“政之本”、“君之大柄”。它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它认为统治者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个“治人之道”的“本”和“柄”，充分表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心理。

《礼记》还提出“礼辨异”，强调“礼”的根本作用在于分别亲疏、尊卑、贵贱。它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又说:“夫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鼓吹“礼辨异”，目的就是要维护正在崩溃的等级制度,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礼记》毫不隐讳地说;“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在《礼记》中记载了成千上万条礼节、仪式，但都是表示各级奴隶主的特殊地位,没有一条是适用于奴隶的。但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强调、坚持“礼”,正是为了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使用刑。所谓“冕舟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完全是防止革命势力“犯上作乱”的规定。这正是它的反动本质。

《礼记》受到历代顽固守旧、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的重视和推崇。汉朝儒家说它是“周公政太平之迹”。宋朝道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与《礼记》是一脉相承的。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后来成为封建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蒋介石称《礼记》的反动说教，是“为政的基本要道”，“永远不变的原则”。频徒、卖国贼林彪也无耻地吹捧《礼记》，胡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来源于《礼记》”，“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充分暴露了他“克已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战国末年大奴隶主、尊孔派吕不韦主持撰写,完成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二三九年)这是一部尊孔反法的反动著作，是以儒家为主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此书打着“杂家”的招牌，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鼓吹复辟、倒退和分裂,妄图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抗和取代当时在秦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家思想，为推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提供理论根据。

《吕氏春秋》继续和发展了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系统地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书中充满“今不如昔”的论调，说什么“当今之时,世阁甚矣” ,把秦国的法家政治说成漆黑一团，逃而发出“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的复古叫嚣。书中公开宣扬奴隶制的分封制度，武断地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反对中央集权制,主张倒退、分裂,这显然是为开历史的倒车辩护。

《吕氏春秋》露骨地攻击法家和法家的路线、政策。它骂商鞅是一个行为卑劣的“无义”之人，又骂吴起是一个短处甚多的“不肖”之人。对于秦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法治”,书中也极尽诬蔑诋毁之能事，认为法家的“严罚厚赏”，是“衰世之政”说什么“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治国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反对法家的耕战政策，明目张胆地要改变秦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并且对执行法家路线的秦国国君倍加攻击。

《吕氏春秋》大肆宣扬儒家的仁、义、礼、乐等反动思想书中提出“治国家”的根本，“莫贵于孝”。所谓“孝”,就是孔丘鼓吹区别亲疏贵贱的“孝佛”;以“孝”治国,就是要复辟奴隶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书中又说:“定本也者,定分之谓也”。所谓“定分”,即儒家的君臣父子各当其位的礼治主张,极力维护“贵德、贵贵(贵族奴隶主)、贵老、敬老、慈幼”的政治伦理道德,把儒家的所谓“仁”、“德”、“义”捧上了天。

《吕氏春秋》还贩卖没落奴隶主贵族篡权复辟的反革命策略。它在《首时篇》中说了一堆周文王遇“贤人”之类的故事，提出“待时”,即等候时机,在“未遇时”时，就要“隐匿分窜，以待时”，一旦“时至”,则“从布衣而为天子”,“从千乘而得天下”,实行复辟。《吕氏春秋》表面上是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实际上则有着鲜明的反动倾向。列宁说:“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逢迎而已。”(《列宁选集》第二卷362-363页)它兼容儒、道、墨家而集中攻击法家、名家,是吕不韦企图在秦国的上层建筑领域搞奴隶制复辟的一个反革命纲领。它对于汉朝以董仲舒为首所掀起的一股尊孔逆流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吕氏春秋》共一百六十篇,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六卷。其中集中鼓吹儒家反动思想的有《劝学》、《尊师》、《务本》、《用民》等篇。汉朝高诱最早为此书作注解,称《吕氏春秋注》。现有《吕氏春秋集释》,收集了高诱以后各家对此书的注释和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