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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对战国中期反映尹文思想的著作。尹文约与孟轲同时或略早。汉代刘向称其学本为“黄老刑名”。他与宋同在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学宫讲学。

《尹文子》的内容是讲法治和名辩的。它主张“以名虚实,以法家治乱”，认为“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相反，“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因此，它的结论是“万物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很显然，这与孔孟维护的“礼治"是根本对立的。

《尹文子》强调中央集权，主张“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主掌握赏罚的大权，臣下对君主负责,全力完成君主规定的事业。它认为“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安为”。国家的权势和用人的术法，只能由君主独占独用，任何人不能分享。它甚至要求“无使民自贫富,贫富皆由于君,则君专所制,臣知所归矣”不但臣民在政治上的贵贱之权要集中于君，就是臣民在经济上的贫富之权也要归之于君，这样才有利于巩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

《尹文子》反对儒家的复古倒退。指斥他们“言损于治”“能损于事”,并说他们“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可见它和儒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尹文子》在名实关系上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儒家唯心主义的正名论。书中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又说:“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就是说，事物形体是客观存在的，名称是对事物形体的反映。事物与名称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只能依据事物来检验纠正名称。孔孟用陈旧的名称来“纠正”变化了的事物，颠倒了名实关系，混乱了关于名实关系的道理，显然是错误的。

关于《尹文子》的作者,至今说法不一,但它的思想却很明显:坚持法治,反对礼治，坚持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割据;在名实问题上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这些都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虽出

但是，书中也混杂了一些道家和儒家的观点，总的看来《尹文子》一书具有“道表法里”的特点，属于名家的著作。

儒家反动经典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天共一千七百多字，文中记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末期，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丘及其弟子曾参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历来反动儒家非常重视《大学》的反动作用，北宋反动理学家程顾称《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并吹捧《大学》是“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治人”因。

《大学》一开头就宣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讲的道，是要人们懂得所谓最好的德性，亲爱民众,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34页)“德”或“德治”,是奴隶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以后则为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亲民”就是“爱人”，也就是孔丘所宣扬的“仁”。实际上，“亲”的只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则是残酷的镇压。“止于至善”，这是要倒退到西周的奴隶社会去。《大学》之道，戳穿了就是儒家的复辟之道，骗人之道。

儒家为了达到实现复辟奴隶制的目的，在《大学》中大肆鼓吹“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把这些归结为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以修身为本”。修身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学》提出的仁、敬、孝、弟、慈、信、善等。“修身”又必须“格物”，“格物”是关键。朱熹解释“格物”是“穷天理、明人伦”。“天理”、“人伦”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统治秩序。它要人们关起门来宾息苦想，领悟先于物质存在的“天理",然后根据“天理”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大学》是以“人性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其基础的。

《大学》在德、善、敬、慈、仁、信等漂亮字眼的掩盖下,鼓吹复古倒退路线，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反动统治阶级对《大学》都推崇备至，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柳锁。元朝开始,统治阶级将此书列为封建朝廷考试的重要内容。刘少奇被捕叛变后，捧着反动军阀赐给他的《四书》,从狗洞里爬了出来，重新钻进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活动。卖国贼林彪以朱熹的《四书》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武器。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这份反面教材，进行彻底的批判。

《中庸》儒家的一部唯心主义政治伦理著作。传说是孔丘的孙子子思所作，西汉时编在《礼记》一书中，内容有改动:宋朝朱熹把《中庸章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奉为儒家经典。宋、明、清三代统治者将它法定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这篇著作的中心是宣扬“天人合一”的反动思想，鼓吹“中庸”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达到了中庸,就可得“知天”,成为全智全能者。所谓“中庸”，据宋代儒家代表程顾、朱熹的解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最早由孔丘提出。孔丘表面上主张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反对“过”,反对违反周礼,要求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办事。由于“中庸”是有极大的欺骗性，以后儒家之徒无不大肆鼓吹中庸之道，以此来反对社会变革,维护腐朽的旧制度。

《中庸》开头第一句就说“天命之谓性”,说人性是天赋的它用一个“诚”字来概括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说“诚者，自成也”，“诚”是人的本性，同时又是物的本性，“不诚无物”。这样，“诚”就成了世界的本原,客观世界不过是“诚”的体现。因此，它认为人的认识不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而是以自己的本性为对象,只要发挥人性中固有的“诚”,就可以从尽“人性”到尽“物性”,进而达到“通神”“通天”的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是一条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中庸》鼓吹“率性之谓道”。就是说,顺着人的本性(即按照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去行动叫做道。他所谓的“道”是奴隶主阶级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即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人们的言行必须不偏不倚符合“道”,这就是“中庸”。“中庸”表面上讲调和、折中,其实有严格的标准，它以奴隶社会之“道”为准则，所以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反对奴隶社会之道，就是反中庸。为了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中庸》提出“存诚尽性”的一套修养方法,强调“内省”“慎独”,要劳动人民从内心反省，排除一切反抗奴隶制度的意识，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心甘情愿地永远当奴隶。

《中庸》在儒家经典中是一篇较早较系统地宣扬人性论的著作。孟轲鼓吹的人性论,就是对《中庸》的继承和发挥。由于《中庸》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反动的修养经，对剥削阶级愚弄劳动人民极为有利，所以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它推崇备至。朱熹吹捧说，只要熟读《中庸》，“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1以后,汉奸剑子手曾国藩、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也都鼓吹《中庸》的所谓“诚”。叛徒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则贩卖《中庸》的所谓“慎独”;卖国贼林彪竟胡说中庸之道“合理”。他们都是出于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利用《中庸》欺骗劳动人民。

《孟子》草战国中期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孟轲的反动言论集。全书共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已散失。

《孟子》反对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发挥孔丘“信而好古”的观点，提出“法先王”,“言必称尧舜”。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轲把战国看做是“世衰道微”的时代，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五霸"不如“三王”,现在的诸侯不如五霸,大夫又不如诸侯，这些人接连破坏奴隶制,简直犯了大罪。他把春秋看作不如西周,战国不如春秋，封建制不如奴隶制，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

《孟子》攻击商鞅实行法治、镇压奴隶主贵族的革命行动为“不仁”，把孔丘的“仁”发展为“仁政”。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先王都有善良爱人之心，所以才有“仁政”。以善良爱人之心，施行所谓“仁政”，就能统治好天下。孟轲以奴隶主阶级的虚伪“仁政”，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借仁义之名用暴力压服人的是霸道,行仁政以德感化人的是王道。“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轲诬蔑秦国进行的统一战争是“以力服人”,攻击商鞅是“嗜杀人者”,提出“善战者服上刑”，对主张耕战的法家要处以死刑。并鼓吹用所谓“王者之师”,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还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所谓“仁政”,就是奴隶主阶级专政。

《孟子》反对商鞅的“废井田”，叫嚣“夫仁政必自经界始”D,行“仁政”必须以恢复井田制着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田间的界限划正了,分配田地，制定俸禄都可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了，安图使奴隶主重新获得世袭的封田和奴隶。孟轲咒骂破坏井田制的国君和法家是“暴君”“污吏”,对主张耕战和开垦荒地、“务尽地力”的人，要处以严刑，这种以井田制为基础的仁政，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奴隶主暴政。

《孟子》贩卖孔丘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说“不忍人之心"即“性善”,是人们天赋的本质。仁、义、礼、智这一套奴隶主阶级的道德都是“天之所予”，“人皆有之”。以此建立起孟轲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哲学思想体系。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充分发展自己的心,就知道本性。知道了本性就知道了天。“知天”关键在于“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D。通过内省修养掌握“诚”，天上人间的一切就包含在自己的心中，达到人和天的相通。孟轲鼓吹天命论,目的是要把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君主”结合起来“天与贤则贤,天与子则子”@，“顺天者存,天者亡”@。说什么尧传舜、舜传禹和禹传子都是天决定的,奴隶主的统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触犯它,就是违反天意,要遭到灭亡。孟轲又把“天”与“才”结合起来，鼓吹所谓“天之降才”，有“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先知先觉”的天才。他无耻地以天上降下的“救世主”自居,自吹“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历史证明这种反革命愿望，只能是一种痴心安想。孟轲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完全是为复辟倒退路线服务的反动哲学。《孟子》一书的要害,是反对社会变革，反对进步，复辟奴隶制。长期以来,儒家把它同孔丘的《论语》相提并论。宋朝反动理学家朱熹大肆吹捧《孟子》,并为其作“集注”，列为“四书”之一。宋朝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把它法定为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经典”和科举考试科目，孔孟之道成为反动阶级统治和欺骗人民的官方哲学。一切没落阶级和机会主义头子，如刘少奇、林彪等，为了复辟旧制度，总是利用孔孟之道作为反革命思想工具。因此我们在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孟子》这本黑书,并肃清其流毒。《孝经》记载奴隶主贵族代表孔丘与其门徒曾参关于“孝道”问答的著作。共九卷十八章。

春秋末年,正处于奴隶制没落、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主贵族不甘心于“周室衰微”“君臣乱”的颓败局面，竭力鼓吹反映血统种族奴隶制关系的“孝道”,作为奴隶主阶级“法先王”“克已复礼”的行动准则。《孝经》竭力宣扬“孝是奴隶主贵族“治天下”的“至德要道”，并根据奴隶制的等级制度,规定了对不同等级的“孝”的要求,以维护君、臣、父、子的名分。它把忠孝结合起来,鼓吹“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莫大于孝”,以利于奴隶制宗法统治。“

《孝经》叫嚷“罪莫大于不孝”，主张用奴隶制法律强制推行奴隶主阶级的“孝道”。为了把“孝道”神化，它还胡说什么“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借“天人感应”的天命论进行欺骗。

《孝经》本来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地主阶级走向反动腐朽时,它就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它是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绳索。汉朝封建统治者把《孝经》列为“七经”之一。从两汉至唐、宋、清各代，儒家信徒竞相注疏《孝经》,还根据《孝经》内容炮制多种版本，为所谓尽“孝”的黑样板树碎立传。如《二十四孝》、《女二十四孝图》，就是这类反动货色。又如《三字经》《女儿经》中也莫不渗透了《孝经》的反动思想。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乞求于孔孟的“孝道”，叫嚣“忠孝节义”可“用其内容”,安图为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