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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年反映春秋初期著名法家先驱管仲思想的部重要著作。管仲是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他顺应封建制发展的要求，辅助齐桓公称霸，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管子》一书除了管仲的遗著外，是后人对管仲思想言行的记载、解释和发挥。根据前人研究成果，这书基本上是战国时的作品。汉朝刘向，把先秦有关管子文集三百八十九篇，编定为八十六篇，后失散十篇，现存七十六篇。

《管子》阐述了管仲的法治思想。管仲尖锐批判西周奴隶制的礼治，指出“不论功能而有爵禄”,这种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的世卿世禄制度，造成“百姓疾怨”，是逆历史潮流的。他反对空谈礼仪,主张以法治国,把法看作是天下的最高原则。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治民之本不在于“礼”而在于“令”，“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功必赏，罪必罚”，“罚不避亲贵”。要“察能授官”，“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他把当时的齐国划分为二十五个乡,设各级官吏管理,并提出“作内政而寓军令” ,把居民组织和军事组织统起来。

《管子》记载了管仲的经济思想。管仲批判奴录制的井田制是“恶”的制度,提出“与民分货”(实物地租)和“相地而衰征”(按照田地质量好坏分等征税)。他认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地者,政之本也” ，治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务五谷，则食足; 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地群举则留处”，鼓励垦荒，使百姓定居下来。他还提出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等经济事业。

《管子》阐述了管仲的哲学思想。管仲提出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批判西周奴隶主贵族鼓吹的天命论,认为天不是有意志的神，天就是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一年四季的运转，时间的长短，日夜的交替，都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不是神决定的。他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做事自然会成功。他承认客观规律性,又提出“务”的思想，“务”即人的行动。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愿不盈”。搞农业生产，如果不注意自然界天时和地利情况，就不能得到丰收。管仲看到了现实斗争中的许多矛盾，提出反映这些矛盾的概念,如兴废、治乱、安危、盛衰、赏罚、强弱、存亡、得失取予、侈俭、损益、有余不足，等等。他还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没有乐就没有哀，没有生就没有死这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不仅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而且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管子》还记述了管仲关于天文、地理等自然方面的知识。

《管子》关于法治思想的论述，对以后法家有着深刻影响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但《管子》一书中还掺杂了一些其它学派的作品。《管子集校》一书，比较完整地收集了历史上各家对《管子》的注解和改订，可作参考。

《孙子兵法》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春秋时齐国人孙武所著,他曾将此书献给吴国，吴王任命他为将，他以三万军队打败楚国二十万军队。《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军事经验的总结。魏曹操曾为此书做注解，现在的本子包括曹操以后十家的注解，称《孙子十家注》。

《孙子兵法》有《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共十三篇,约六千多字。它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关系;论述了选将条件、攻守形势、虚实变化、夺取主动、择利行军、考察地形、以火攻敌、使用间谍等问题。这部书揭示了一些战争中的重要规律，包含有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提出“兵者国之大事”。认为军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可不察”。它指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道”(民心的向背)、“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的指挥才能)、“法”(法令是否严明)，这五个条件具备的情况如何，“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强调要“知敌之情”,根据客观情况确定自己的行动。它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变化多端的 运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但认为战争的规律又是可以认识的，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

《孙子兵法》认为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战争中的强弱、众寡、存亡、攻守、进退、虚实、动静、奇正、胜败、生死这些矛盾不但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它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矛盾的转化。敌众我寡,我可以通过变化莫测的行动,使敌人处处防备,分散他的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敌众我寡便转化为“我众而敌寡”。敌人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我之主观努力促使其向不利条件转化，“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亲能离之”。

从《孙子兵法》提出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可以用各种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灵活使用兵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攻击敌人不防备的地方，行动出乎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我之意图敌人无法捉摸，我做到“无形”敌人的行动我了解,则敌“有形”。以“无形”对“有形”,我主动而敌被动，我进攻时“敌不知其所守”，我防御时“敌不知其所攻”。我不欲战，“敌不得与我战”，我欲战，“敌不得不与我战”。我“立于不败之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也就夺得了战争的胜利。

出《孙子兵法》古代被称为“兵经”，在我国历史上有相当影响。它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有些直到今天还有价值。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当然,这部书是两千多年前剥削阶级的著作，难免有它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苏且面，齐为过昨用

《论语》主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丘的反动言论集，约于公元前五世纪由孔丘的徒子徒孙编辑而成。全书共二十篇。两于多年来，它被儒家和反动统治阶级奉为“经典”宋朝以后，被法定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必读课本和科举考试科目。它是反动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论语》反映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期，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变革的斗争中，孔丘倒行逆施，从政治、哲学、经济、教育、伦理、历史等方面，提出了一套反对法治、宣扬礼治的反革命理论。

《论语》鼓吹“克已复礼为位。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礼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和礼节仪式，“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克已复礼”是孔丘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也是全书的要害。“克已”是手段，“复礼”是目的。孔丘十分强调“礼”,认为“礼”是最大的问题。要“立于礼”,一切言行都必须纳入“礼”的规范。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政令来治理老百姓,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这样老百姓竭力逃避惩罚，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德来治理老百姓，用礼来约束他们，这样老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守规矩了。这是对礼治的无耻美化,对法治的恶毒攻击。孔丘抛出所谓“正名”论,叫嚷:“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犯上作乱”,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名分等级秩序,企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

《论语》反复宣扬作为孔丘反动思想核心的“仁”。说什么仁就是爱人。把孝梯作为仁的根本，忠恕为仁的重要内容,宣扬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于国君，“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互体谅,等等。孔丘以超阶级的仁,维护和加强奴隶主内部的团结,掩盖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因此,仁有着极大的反动性、欺骗性。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27页)《论语》中兜售的“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庸之道,也是为着抹煞阶级斗争,麻痹人民的斗志。

《论语》大肆鼓吹“天命”论。强调天是决定一切的神，把奴隶主阶级的意志说成是“天命”,提出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要绝对服从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它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和“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把奴隶主看成是天生的聪明人，是统治者;把奴隶看作是天生的笨人;是被统治者;这都是不可改变的。这些谬论都是孔丘克已复礼的理论基础。

《论语》还侈谈孔丘的反动教育思想。胡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能供使唤，不能让他们懂道理。它还兜售“耕馁学禄”、“学而优则仕”，耕田要饿肚子，读书才能升官发财,即读书做官论,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为奴隶主阶级效劳的精神贵族。

《论语》在历史上起着极其反动的作用。历代反动阶级都把它作为剥削压迫人民的“法宝”。人民公敌蒋介石吹捧《论语》,是“中国的政治学,是永久不变的原则”。叛徒刘少奇和卖国贼林彪把它作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武器。他们把《论语》推崇备至。其实《论语》是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藐视这个庞然大物，敢把《论语》踩脚下,决心通过深入、普及、持久的革命大批判，不断肃清它的流毒。

《商君书》文又名《农战书》记载了先秦著名法家商鞅的法治思想和变法斗争事迹。约在公元前二六O年以后由商鞅一派法家编撰而成。全书共五卷，二十九篇,现实存二十四篇。

《商君书》针对儒家“克已复礼”的反动纲领，提出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其中《更法》篇突出地反映了商鞅同奴隶主贵族代言人甘龙、杜挚的激烈斗争。儒家以“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为依据，反对变法。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进步理论，坚持实行变法，明确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不循礼”的战斗口号。他认为“法古”要落后于时代，“修今”跟不上形势，“循礼”就要复辟，因而坚决反对因循守旧、复古倒退。他还揭露儒家鼓吹的“礼、乐”是“淫伙之征”,“慈、仁”是“过之母”，即罪恶的根源。提倡“适于时”，“恃其势”的原则要求认清形势，立法行事，有力地批判了儒家复古倒退的历史观。

《商君书》针对奴隶制礼治,提出“法任而国治”的法治路线。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治是新兴地主阶级治国的根本。“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英明的君主，不应注重仁义而应注重法治,法律一定要严明,命令一定要执行，这样就能治国。“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并提出“壹赏”、“壹刑”、“壹教”的法治原则。“壹赏”,指“不论贵贱，只按军功大小给予俸禄官爵。“壹刑”，指“刑无等级”，刑罚“不失疏远,不违亲近”。“壹教”,指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为统治思想,反对儒家鼓吹的孝梯、仁义等反动思想。商鞅还积极主张“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把国家权力集中于国君,加强中央集权制，这有力地打击了奴隶制的“刑不上大夫”和世卿世禄制度，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特权,对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起了重要作用。

《商君书》针对奴隶制的井田制,提出开阡陌封疆、奖励耕战的政策。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避农战”，“国之危”。“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重大条件)”。“王之致于兵”，称王于天下是致力于强兵的结果。还提出“以战去战”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战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战争商鞅十分重视农耕，说“为国之数，务在垦草”。主张大力开垦荒地，充分利用地势地力，发展农业生产。严厉批判“不作而食”“不战而荣”的奴隶主贵族和“高言伪议，舍农游食”的儒家之徒，是“奸民”,是祸国殃民的“六虱”。这些思想和政策对破除奴隶主的经济基础，壮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都具有积极的战斗作用。

《商君书》概括了前期法家的法治思想，!总结了商鞅十八年变法的实践经验,初步奠定了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对以后的法家也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应当看到:它所主张的法治，虽然主要锋芒是针对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但同时也包括了对劳动人民的镇压。它的历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商。珠思恢又箱义，家的开迎

《孙膑兵法》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著作。战国时，齐国军师孙膜#(生死年不详，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80一前320 年左右)所著《孙膜兵法》现已发现的有八篇:《陈忌问垒》《禽庞涓》《客主人分》《将败》《月战》《将义》《五共》《五名》,共六千多字，记载在二百四十多枚竹简上。这部著作总结了战国中期的用兵之道和作战经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通过战争达到统一的政治要求和军事思想。

书中提出了“举兵绳之”的主张。它用历史事实说明，靠“积仁义，式礼乐”来“禁争夺”是根本行不通的。强调只有“战胜而强”才能“天下服”。显然,它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儒家鼓吹的“仁义”、“忠恕”以及“和为贵”等说教，与孟轲的所谓“善战者服上刑”的反动主张针锋相对。

温书中论述了“以寡击众”的军事思想。它认为对强敌、众敌是可以战胜的，并提出许多获胜的办法,如;“分人之兵”(使敌兵力分散)、“安(牵制)人之兵”“并卒(集中力量)而击之”“辟而骄之，引而劳之”(避开敌人的锐气，使它骄傲轻敌,引诱敌人,使它陷于疲劳);以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这和孟轲鼓吹的“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谬论也是针锋相对的。

书中还强调以“法”治军。主张“赏不逾日，罚不面”(有功当天就赏,有过立即处罚);强调人的作用，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些都是明显的法家观点。

书中充满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强调婴“知天天“知地”、“内知民心”“外知敌情”，要根据具体情况，用兵打仗。它指出战争的胜负是有一定条件的,并具体分析了三十二种可能打败仗的因素(如;“令不行;众不一”、“下不服,众不为用”、“民苦其师”““令数变，众偷(懈息)”等等)以及二十种指挥官失败的因素(如“不能而自能”、“骄”、“贪于位”、“贪于财”“寡勇”“寡信”等等)。它还论述了攻守、众赛、强弱徐疾、盈虚、佚劳、得失等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认为“积粮盈能使饥”、“安处不动能使劳”“得天下，能使富”。它还提出“集中兵力”“攻敌弱点”“避实而击虚”的军事原则，这在二千多年前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毛主席在论述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引用“围魏救赵”这个战略范例。

书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如大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有些论述中还存在着儒家和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部《孙膜兵法》的竹简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西汉墓中出土的，它是失传一千七百多年之后的首次发现，证明秦始皇“焚书”主要是“灭五经文书”，对其他书籍乃至兵书都是保护的。这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具有珍贵的价值。